冯大力/文
清明是追思先人的时节。
到今年五月十四，父亲就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没有天天思念父亲，但他老人家一直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行为中。对他老人家精神与品质地继承，就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父亲的善良和同情心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记忆。
我小的时候，农村穷得很，从年头到年尾，逃荒的、要饭的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一人，都可怜得很。我们能够活下来多亏了高产的红薯。红薯就是救人的菩萨。谁能够给要饭的一块红薯，就是积了一次德行。我父亲则同时给了他们尊重、同情和机会。
刘家就是一家人要饭到我们村的。父亲请他们吃了一顿饱饭，问了一些他们家里和灾荒的情况。刘家大伯见父亲善良，在村子里主事，就尝试着说，他是石匠和粉匠，不怕吃苦，看看能不能把他们一家留下来干活。这让父亲很为难，因为留下他们就意味着要给他们分地，也就是意味着乡亲们得给他们让出一点地。但是，父亲答应试试。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乡亲们都有同情心，但也普遍有担心：我们这么穷，再让给他们5口人一些地，不就更艰难了吗？父亲不得不逐家逐户做工作，强调“咱们是贫穷，他们是挨饿，救救他们吧！”最终，绝大多数人同意匀给刘家几亩地，让他们留了下来。
另一个要饭的老伯则是走投无路。某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刚开始吃早饭，就有要饭的进门。妈妈习惯地去拿馒头，父亲却让我搬过一把椅子，邀请要饭的坐下，让妈妈给他盛了一碗饺子。那要饭的不知所措，一时竟不敢接妈妈端给他的饺子。父亲友善地对他说：“老哥，坐吧！大年初一还出来要饭，肯定是不得过了。给俺家一起吃碗饺子过年吧。”那要饭的老人嘴唇打起了哆嗦，老泪也流了下来，颤颤巍巍地接过饺子，蹲下吃了起来。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父亲象熟人一样给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家是哪里的？有几口人？身子骨可好？那老人一一回答，慢慢地有了笑容。
父亲的善良和同情心融进了我的血液。城市里开车，在红绿灯口遇到最多的就是乞讨者和发小广告的。我从来没有对他们横眉立目，而是平静地落下车窗，平和地接过他们的小广告，或者给乞讨者一些零钱。我知道这帮不了他们的大忙，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善良，但是，我在给他们以尊重并力所能及的帮助。父亲看到这些，是会高兴的。
父亲的智慧和实干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二个记忆。
1980年代以前，导致农村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的贫穷也是普遍的。但是，父亲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领乡亲们从本村的田里优选良种，用多劳多得的方法鼓励乡亲们多积农家肥，以用粮食奖励勤劳的方法鼓励乡亲们多投入劳动，并深耕、精耕土地，实现了粮食的高产，保证我们村的乡亲们逢年过节都能吃上白面馍和饺子，逐步消灭了光棍汉。
吃饱的同时，父亲又想方设法改善乡亲们的居住条件。1976年前，我们村没有一间瓦房。在父亲主持下，1976年，我们村依靠相互接济和村里适当帮助的方式开始了排房规划和建设。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请来了窑匠，以生产队的名义发动劳力箍窑，学着做砖、做瓦、烧窑；无论谁家盖房，生产队都补助400斤小麦，劳力都得按照村里安排去出工，并计工分。盖房的顺序是：谁家的房最简陋，就先给谁家盖，以此类推。凭着这种方法，实现了人心齐，鼓起了大家的干劲。到1982年，我们村家家都住进了瓦房，村里也有了东西南北相互贯通的道路。
父亲的智慧和实干始终鼓励我奋发图强，遇事多动脑筋，无论如何都不能怨天尤人。每当遇到误解、挫折、委屈、困难时，我首先选择地是反求诸己，其次是换个思路，并慢慢懂得了：所谓误解和委屈，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境和沟通方法，而不是对立和冲突；所谓挫折和困难，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失败和障碍。
父亲的诚信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三个记忆。
父亲之所以能够把窑匠聘请到我们村，是因为他答应给四十多岁仍在打光棍的窑匠找媳妇。然而，窑匠干了一年多也没有盼到日思夜想的媳妇。于是，他开始怀疑我父亲的动机和信用，变得消极，甚至想走。我父亲就给他立下君子协议：如果当年仍然给他找不到媳妇，就让窑匠挑个我们本家的女人结婚。那一年，给窑匠找媳妇就成了父亲的头等大事，他逢人就夸奖窑匠，遇到朋友就请人家给窑匠物色媳妇，并答应：谁给窑匠找到了媳妇，就奖励人家500斤麦子，还请人家喝酒。终于，老天开眼，当年成就了窑匠的媳妇梦。有趣地是，窑匠叫父亲“大哥”，他却让他的孩子叫父亲“爷爷”。
我小时候是不听话的，打架、逃学是家常便饭，为此没少挨打。然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打我大多是因为说谎，其次是逃学。他常常教育我：男孩子打打架是犯了个错，冇啥要紧的，但说谎就很可恶，该打！不读书学习，就冇出息，也该打！
成长过程中，我渐渐坚信了“诚信值千金”，人当以诚信安身立命。事实上，我也一直以诚信要求自己，宁愿吃亏而不能失信。我也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说谎必打的良苦用心。
父亲的勤劳和荣誉是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后，农村焕发了生机，父亲焕发了青春。他学习科学种田技术，带领姐姐们苦干实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82年我们家给国家上缴了一万多斤小麦，成了远近闻名的万斤户，父亲被授予“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去郑州参加了表彰大会，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还亲自到我们村开了现场会，到我家看望了父亲。
尽管直到今天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达到父亲当年的高度，但是，我们始终以父亲为榜样，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父亲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也让我终身受益。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给我买了本由电影转换过来的连环画《百万英镑》。我一口气看完，特别满足。父亲适时地问我看后有何感想。我记得当时好像表达了这些意思：钱很不得了，有时能够混淆是非、改变世界，给富人找乐子，给穷人添困惑。我长大了一定挣好多钱，做好多好事。父亲一个劲儿夸我有思想、有志气、有胸怀：“俺娃儿长大一定能考上大学，干一番事业。”
我参加中招前，父亲已经重病在床。我到郑州看他。他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仔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一方面鼓励我考高中上大学，要求我不要上中专，另一方面，又宽慰我：只要努力了，考上哪里都问心无愧，正像戏词一样“千百万举子进科场，哪能个个美名扬。”
现在，我知道这叫欣赏教育。今天，读李后强教授的文章《待子如友真爱子》，才明白父亲把我当成了朋友。我也批评自己的孩子，但更多地是欣赏、鼓励和交流。这无疑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如今，老家的面貌焕然一新。乡亲们不仅吃上了好东西，住上了好房子，见到了好景致，过上了好生活，而且通了电，修了水泥马路，用上了自来水，好多人还到外面打工，开阔了眼界，逐渐脱离了乡村。然而，我回老家时，总能听到乡亲们对父亲的夸奖和怀念；每逢清明和十月初一，我们回家给父母上坟烧纸时，总能在坟头见到已经烧过的纸钱、放过的鞭炮。
值此清明，感受着明媚的春光、盛开的鲜花、复苏的万物，我情不自禁地向天发问：我的父亲转世了吗？积善积德的父亲是否成了菩萨神仙？即使父亲没有成佛成仙，三十年来人间一直有人怀念他，他老人家也该开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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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