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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回忆

    下面是妈妈回忆中关于从营口到天津这个阶段的事情。

    丈夫从图们回到营口在营口海关工作,时间快到了一九四五年。

    1945年已经快到了抗战的胜利阶段,日本人在投降之前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战败于是疯狂的挣扎,那个阶段百姓的日子非常的难熬,中国人吃什么东西他们说了算,连吃大米都违法,我们整日的在惊恐中度过,时局这样乱,我丈夫他们就特别关心时局,每天都有几个知己朋友来谈论局势观看地图小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这旁观者只能莫名其妙,我只知道他们在谈论时局其他一概不知。日本人抓思想犯,他们也在其中,我恐惧得日夜不安,看到街上每天都抓人,我就要精神崩溃了总想着他们查地图的事究竟是干什么?我不能问也不敢问。果不其然他们这几个查地图的人中的一个就被抓去了,他是邮电局的职员,是按思想犯抓走的。可想而知,我当时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恐怖之中,生怕家里的人出事。直到八一五日本人投降了,这个人才摆脱虎口光复后他才回来。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生活得到喘息的机会市面上物品丰富了一些,但是很快内战爆发街面上天天戒严、挖战壕、防空洞生活始终不安定。

    1947年我的二女儿出生那时正值国共战争的战火最激烈之时。孩子出生在晚上,战火把窗户映得通红,当时家中的孩子不能出门只能在家里避难。内战期间我丈夫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无着落。我们这时靠卖旧衣服维持生活,米要磨碎了吃,孩子们去街上卖报纸,吃水要靠化冰来维持。这段时间是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了。市面乱成一片,到处是抢东西的,当时闹饥荒,树皮被扒光了,街上的饥民有的是,路上常常可以见到”死倒”(饿殍),我们的苦难可想而知了。

    国共内战期间营口海关撤离营口全部去了天津,丈夫当时家里没有办法离不开没有去,后来生活所迫又有人捎信来让他去天津,当时正是内战期间路不通,要起”路条”才能通行那时要起旱(不通车,坐大车之类的叫做起旱)我丈夫骑车从营口到了锦州随后去了天津由于长时间骑车,落下了腿疼的毛病伴随终生。

    这时营口的家中就是我和带着五个孩子度日老家的小妹妹来帮忙照料家,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靠卖东西维持生计,他走时一分钱也没留下。有一天我上街回来,我妹妹告诉我说是海关来人告诉我说是我姐夫托他捎信让你去天津。这时我既高兴又发愁这兵荒马乱的怎么能带这些东西和五个孩子进关呢?当时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才10个月。这是1948年春了,留在营口吧,日子艰难!去天津吧,交通受阻!内战期间铁路被破坏掉,交通瘫痪了。于是我联络了几个同事的家属做伴一同去。那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们只能起旱坐马车,和丈夫同事的家属一同出发。出发前我通知孩子的爷爷告诉我们要去天津,他来把家中的全部东西用大车拉走,我带上5个孩子随身只带了六个包裹启程了。一路颠簸赤手空拳奔向天津,这是一段逃难的经历。

    我们从营口出发,乘舢板到了盘山好像现在叫做田庄台然后坐马车去锦州。经过大凌河时大凌河上的铁路已被炸得七零八落,所谓的”桥”上根本没有桥面,只剩下了几个桥墩和几根残存的破烂铁轨,我们这些妇孺儿童哪敢过这样的桥啊。真是望河兴叹。河边有背人过河的背夫他们为了生存挣个苦力钱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桥没桥板,而且天上还时有飞机过来在轰炸。我们让人背着过河还吓得不得了,试想那些背夫该多不容易!我只好多给钱以表感激之意。

    过了河我们继续前行白天还可以,但到了夜间又有土匪挡道,我们是又惊又吓,真是如同过难关哪!那时我才三十多岁,看现在三十多岁的人还称为孩子,他们这代人真有福啊。我一生从不知自己年轻过呀,哎。那时孩子还小大的才十三岁不懂事,他们还在车上打架。我坐的车满载着货物,一次我从车顶上掉下来,摔在地上,还抱着二女儿她才十个月啊好在没受伤。把同行的人都吓坏了。试想一个妇女带了5个孩子由旱路走,一路有多辛苦,难度有多大!

    过了大凌河就是锦州我们过河后天色已黑,锦州正好关了卡子门,我们只好在露天过了一夜。(那时的城都有城门)在锦州住在老乡家是个非常简陋的旅社,好像叫”东方旅社”,每个房间都是用木板隔起来的,没有窗户,白天也点着电灯,这里比营口情况好多了玉米面饼子满街叫卖。

    从锦州我们乘坐火车到了天津,火车人多得很,在车上我和孩子们一直没见面直到下车才看到几个孩子,被挤得动不动,你想这种情况我能不惦记着孩子们吗?他们都小,我的二儿子才六岁在车上找不到我急的找妈妈,现在的孩子别说六岁,连二十几岁上大学都要去送啊。

    到了天津总算平安一路再也没有闪失了。我找到了我的丈夫。一路风餐露宿,可见着亲人了,但是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他愁了。后来我们终于安下家了我们住在海关宿舍天津马场道280号(小时候我记得是206号可能是妈妈记得准确吧)大院里,他的对面是”静园”静园是不是溥仪曾经居住的地方呢?待求证。一家人就六个包袱皮的家什来到天津生存,试想也是不容易的。我们连家具都没有啊。

    我们从营口到天津是逃难来的。这就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了麻烦。我丈夫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大家子,我们连一点东西也没有,全靠现添置,被褥、衣物、鞋、家具什么都没有。我们怎能受得了?我们孩子多,生活很刻苦,别人吃小站米我们只有吃线米。我们只能维持最低生活要求。孩子们上学要交学费,读中学要交三袋半面粉,读小学交半袋,我只好去学校申请免费,在老师的面前我们低人一等。在世人面前我们这些土包子(天津人管我们这些东北人叫做东北土包子)也低人一等啊。

    当时天津物质还是相当丰富,但我们惜手中无钱。这么多人只靠他一人负担,再加上物价飞涨,每月发下的工资他交给我后根本不管用,如果发下工资的当时不买东西那下午就什么也买不出来了。我只好自己上街买东西,然后再把金元卷兑换成银圆,免得很快金圆券变成废纸。当时我上街带个皮包装一皮包钱只能买一餐早餐。可见钱有多毛!(解放前夕的天津用法币,每个油条500元,以后就用金元卷了)。

    1948年冬天平津战役打天津时,天津时局紧张,每天戒严。打天津时邻居的孩子都到我家的地板下避战火(我家住在楼下地板下是放煤的地方)打天津放了三天的炮火天津解放了。我丈夫被海关留用,生活稳定了。但也只是勉强度日孩子们没穿没吃鞋破袜破老师来家投诉说

    孩子们穿的鞋只是凑合,有的孩子的脚趾露在外面,老师找到我家投诉,真是太惨了。

    屋漏偏逢连雨天,小女儿又生病了,身上起一些小米粒样的小泡,这时我还在学习,我家里是大孩子看护小孩子,大孩子也受累。我看孩子病得不轻,我很难受,但又没有钱,就简单用药处理一下,晚上我抱着孩子坐在窗前,让风吹着,始终没有看医生,挺过来了。我的二女儿有病时也因没有钱,只能找一个不花钱的医生看,但是拿药也要钱,我们拿不起。

    在学校我的孩子什么活动也不敢参加,看一场电影一角钱也花不起。我的大女儿终于有一次敢举手看电影了,偏巧我家的棚掉下来,海关来修,她让钉子扎了脚,没去成,白花了一角钱。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北京玩,每人六元,我也没让她去。离北京这样近竟然没有去过,不是穷是什么?

    回想天津那段日子苦死了,我每月为小女儿订半斤牛奶,每月四元,有一天送奶的人问我,还订不,我本来不想订了,但又可怜小女儿,一狠心,就又订了。那时家里不够吃,我只好去磨面喂孩子,磨面的人听说是喂孩子的,说猪都不稀(俚语,意不屑)吃。为了生活,我在1952年出去工作,以补贴家用,挣得虽少,但能帮补家用。

    这些 是2002年母亲去世前一年冬天的手稿,转年冬天母亲患了胃癌离世时间是12月6日,在此纪念我亲爱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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