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一生共养育了4个子女。
长子胡德平，1942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子刘湖，1945年出生，他出生后不到40天，胡耀邦夫妇要赶赴前线作战，将他送给陕北老乡刘世昌抚养，并坚持让孩子跟老乡姓刘，老乡便给孩子取名为“湖(胡)”。刘湖直到10多岁才回到胡耀邦身边，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1948年出生，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曾在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后下海办公司。女儿李恒，1952年出生。胡耀邦夫妇一直渴望有个女儿，高兴地叫她“满妹”，意思是“满足了”，直到她长大参军，才随母姓，取名李恒。离开军队后，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后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
现在父亲胡耀邦离开他们已经22年，但在他们心中，父亲的言传身教永在眼前，他们对父亲的思念永在心间。
胡德平：“追思追远语纷纷”
年近70的胡德平，与父亲胡耀邦晚年时的相貌很像。作为长子，他有幸在父亲身边成长，父亲的思想和精神对他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提及他现在所关心的民营经济，胡德平会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留给他的种种记忆。
胡德平至今都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与身为“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的父亲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心。
“当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衣食住行、经济问题，被认为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或者不屑一顾的。就在196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父亲问我，(对)‘文革’情况(怎么看)。我就像念经一样的，说什么阶级斗争啊。就是在这一次，他第一次开口，说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必须做好经济工作》。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忽然很严肃。他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面说了，我们苏区搞经济建设这是个伟大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下子就把我说蒙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流血牺牲，要打仗，我们还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掌权了，怎么就对经济建设没有一个议论的空气呢？这对我是一个震动。”这次交谈使胡德平开始对经济有所认识，为他以后的人生打开了历史研究之外的另一扇窗——关注民营经济。
197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一年之后，“文革”结束。此时的胡耀邦满怀激情地想多做些事情。他对子女们说，“有什么民情民意，都可以向我来反映，我来办”。当时，胡耀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谋出路的人，却很赞赏。“父亲赞成那种离开旧有体制、自己来创业(的人)，而且他相信(这些人)会生活得很好。原来我们住在富强胡同，1984年，我们要搬到新住址去，父亲的一个警卫参谋也跟着我们一起搬，但想把他原来的房子留下来。我父亲就说，我们的房子要交给团中央，你把你现在的房子也交出去，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就是让人们今后用自己的所得，可以买得起房子，买得起汽车，你不要这么近视。”
随着职位的变动，胡耀邦的公务日益繁忙，父子俩一边散步一边探讨问题的机会少了。但胡家一直有一个传统，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事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找父亲，甚至是到办公室主动谈。1984年，胡德平就受朋友之托，请父亲关照一个人。此人名叫姜维，辽宁大连人，从部队转业之后，自谋生路开了家个体摄影摊点。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后，表示愿意与姜维搞合资经营。在准备签合同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个体户与外企合资的先例，这个合资公司无法注册，姜维于是到北京“找政策”。就在北京活动的3个月里，姜维见到了胡德平。
“当时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和经济领域隔得比较远……我的朋友李光祖和王小黎(跟我说了这个事)，问我能不能去和他见见面。我说行啊，我们这就去了。”1984年的一个夏天，胡德平骑着一辆自行车，主动去旅馆见了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回来后，在和父亲散步时，胡德平说了这件事，“我说父亲，这个(事)对不对，好不好？他说这个好啊。我说现在国务院在办，他说那就让他们去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1985年4月13日，姜维领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执照。第二年，胡德平由历史学者转型为政府官员，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后相继担任统战部经济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从此与民营企业结下不解之缘。
除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影响，在生活中，胡德平也深受父亲朴素作风的影响。“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息，胡德平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胡耀邦引李白的诗作了一首《饮酒歌》，反对那种浪费公款吃吃喝喝的行为：“‘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父子俩散步的机会多了。“父亲真是想把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一条一条地再梳理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他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党内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意见，现在实践检验又是如何……他是想整理这个。(就在)他准备把他的历史再整理一下的时候，他去世了。”回忆起来，胡德平觉得“这一点是最遗憾的了”。
胡耀邦去世后，胡德平曾经朗诵这样的诗句怀念父亲：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2010年清明节，在父亲去世21年后，胡德平再次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下怀念父亲的文章，“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现作一文，也可说是‘追思追远语纷纷’……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亲可能又点燃一支烟，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胡德华：“他特别喜欢孩子”
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西华门，住着许多中共领导人。推开一扇绿色的大铁门，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沿着高高的围墙没走多远，就到了胡家。胡耀邦逝世后，三子胡德华一家陪伴母亲居住在此。会客厅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遗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四周鲜花环绕。2008年的一天，伴着满屋的花香，胡德华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对面坐了下来。
1948年11月，时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人的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胡德华回忆道：“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心切，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只有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后来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一心忙于工作的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年，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有一次，胡德华不想去幼儿园，被严厉的母亲打了一顿。但父亲从来没打过孩子。“他很和蔼，特别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喜欢，当时团中央气氛特别好，除了工作朝气蓬勃之外，在生活上特别融洽。我爸会带别的干部的小孩出去玩，别人也带我们家的小孩出去玩，整个机关里面特别温馨。”
调皮的小德华儿时是个结巴，有意思的是，从小就喜欢演说的胡耀邦也有些口吃。“大人总说‘哎呀，你就是学你爸’。父亲开会的时候‘啊，那个那个’，我也跟着‘啊，那个那个’……最后他生气了轰我走，我就跟他做个鬼脸跑了。那会儿我爸和王震见面，人家都管他叫结巴子。”奇怪的是，随着胡德华长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渐渐矫正了。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胡德华也受到牵连，当时他还在上高中，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对于儿子当工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他还鼓励胡德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家人买礼物。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才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父亲去世时，他是唯一一个守护在病床边的亲人。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胡德华目睹父亲的心电波骤然变成一条直线，整个人都蒙了。至今，他都不愿多谈那一天的情形，只说了一句“太沉重了”。短短的一句话，却有深藏的悲伤。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满妹是胡耀邦最疼爱的小女儿。在她童年对家庭的记忆里，第一印象就是客人特别多。“团中央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却习惯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就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有时是和团中央的书记、部长们讨论如何写文件或报告，有时是和中国青年报社的总编、主任们研究社论的题目、内容和版面的安排。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他们一来，父亲就让公务员把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炊事员则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中午一过12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父亲恐怕从来没想过，一个5级干部的工资，如何在养活这个9口之家以外，再来应酬这车水马龙般的客人。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有时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寅吃卯粮，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文革”中，父亲下放，满妹去当兵，直到1975年复员回到北京。
满妹还记得，1977年父亲当上中组部部长后，蒙冤受屈的人们奔走相告：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那几年，我们家门口经常聚集着一些手拿材料的上访人员，满怀期待地等着父亲下班回家。父亲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交代：‘凡是来找我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一天，胡耀邦凌晨两点多才睡下，一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找上门来。“父亲连忙穿衣起床，听他诉说妻子的冤情。父亲听完后，真诚地对朱鸿翔说：‘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你看3个月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你妻子的冤案还没平反，你再来找我。’这时已经7点多钟，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催父亲赶紧吃早饭。父亲匆匆洗漱后，将朱鸿翔领到餐厅，餐厅里还有6个上访的同志在等着。父亲请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一边喝着稀饭一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你们原谅。’向来吃饭很快的父亲，这顿早餐吃得时间很长。直到对6位上访人的冤屈都了解清楚，父亲才离开餐桌，并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但他宽容大度，一样给这些人平了反。“我曾跟父亲开玩笑：‘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过，你瞧耀邦叔叔打牌，他的牌拿在手上，另外三家都能看到。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意，是父亲一生的最大特点之一。”
胡耀邦当上党的总书记后，频频外出下基层视察，子女们常常一两个月见不到父亲的面。“只有母亲对此习以为常，说：‘你爸爸在团中央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地图前沉思，然后在地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1988年底，胡耀邦心里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11月11日，他回到湖南长沙，几天后，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目睹家乡人民对自己的关爱，胡耀邦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满妹把这段话忠实地记录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和《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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