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可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却日益深切，尤其是每年的“父亲节”来临之际，我便会彻夜难眠，父亲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脑海浮现。
父亲去世前，是一位副专员级（副厅级）离休干部。他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为人善良宽厚。不管在哪任职，他都特别关爱弱势人群。当官几十年，深受干部群众特别是最底层的工人们的拥戴。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1963年）爸爸在郴州地区香花岭锡矿当矿长。有一天中午，我们家突然多了三个小朋友吃饭，他们是三兄妹，俩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晚上，爸爸和妈妈商量着要将我的床铺搬到弟弟的房间，腾出我的房间给那两个哥哥住，还让那个小妹妹跟我睡。后来我才知道这兄妹三人姓周，他们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他们的爸爸是一位老矿工，最近因病治疗无效，撒手人寰，离他们而去了。爸爸派人将他们从农村接到矿里，由公家供他们读书抚养到初中毕业。但因他们三人中，年龄大一点的两个是男孩，女孩又年龄太小，都没有自理能力，爸爸便主动将他们接到家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那时候，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极度穷困之中。由于我父亲是高干，每月都有一些特殊粮补，大约10斤富强粉（即白面粉）。爸爸每次包饺子，都会分给他们兄妹多一些，我和弟弟少一些，（当时，我哥哥已经工作，姐姐在临武县读初中），每次看到他们碗里比我和弟弟多时，我就会撅着嘴在一边闹脾气，爸爸见了，总会将他自己碗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饺子，悄悄地分给我和弟弟，还跟我们说：“他们没有爸爸妈妈了，你看多可怜，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一点，知道吗？”，我和弟弟虽然当时明白了，但每次还会闹脾气，爸爸还得要给我们做工作。就这样，他们在我家一住就是几年，直到俩个哥哥都参了军，妹妹招工进了矿幼儿园，他们才离开我们家。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有段时间，一个叔叔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家，饭菜一上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碗就吃，吃完就走。我听爸爸叫他小倪子，当时，我很纳闷，他这是干什么呀？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技术员，河北邯郸人，那段时间他嫌矿山工作艰苦，想调回老家去。可是，矿里当时很缺乏他这样的技术员，在没有新技术员顶替他的工作之前，暂时不能放他走。因此，他就闹情绪，天天赖在我们家吃饭，烦扰我爸爸，以此来逼我爸爸批准他调走。谁知，爸爸一点也不烦，每天一边陪他吃饭，一边做他的思想工作，整整两个星期，小倪子叔叔见我爸爸既不生气又不签字，只好服从矿里安排，安心工作，等待机会再言调动。后来，矿里分配来了一名技术员，爸爸批准了小倪的请调申请，临走时，他专门来到我们家，向我爸爸、向我们全家赔礼道歉，他说换了别的领导，肯定会通知矿保卫科将他抓起来。他还说会永远记住爸爸这位宽厚善良的好领导。
其实，爸爸在家里，既是严父也是慈父。说他严，是因为，他虽为领导干部，但从不以权谋私。我们兄妹四人，从入托读书到参加工作，从结婚生子到购置家业，全部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的，父亲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或关系，为我们提供过任何方便。说他慈，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对我们兄妹疼爱有加，体贴入微。
记得1978年12月，我刚休完56天产假，准备去学校上班，婆婆却因家中有事回老家了。没办法，我只好喂饱儿子，将他一个人放在床上，自己到学校上课去了。我教的班课室离我住的房子很近，上完两节作文课，我飞也似地跑到家里，没有听到儿子的哭声，我以为他睡着了，走进一看，却见儿子躺在床上不停地抽泣着，枕巾已经湿了一大片。我不知道他哭了多久，但肯定是哭得没有力气了。想到这，我心象刀绞一样痛，我抱起儿子，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晚上，我抱着儿子来到父母家里，将白天的事情向父母哭诉了一遍。看着哭成泪人似的我，父亲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帮我擦干眼泪，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都当妈妈了，还哭鼻子。没人带孩子，爸爸帮你带。”听了这句话，我立刻破涕为笑。虽然爸爸离休了，有大把空闲时间，但一个大男人，帮我带孩子，那怎么可能呢，我只当父亲是在说一句安慰我的玩笑话而已。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准备吃早饭，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竟然是父亲。只见他身穿厚厚的棉大衣，提着一个布袋和一只藤篮，我连忙接过来一看，布袋里装着他的换洗衣服，藤篮里装着一瓶白酒，一盒自己卷的香烟、一包切好的烟丝和一个木制卷烟机。父亲一进屋就问：“孩子醒来没有？你们快点吃饭去上班，我来了你们就放心吧！”。我和爱人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位为官几十年的离休老干部，竟然真的来到女儿家照看起小外孙来了。湖南的十二月天，寒气逼人，他老人家这么早，冒着寒冷，步行一个多钟头来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爱人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父亲见状，一边催我们赶快吃饭上班，一边向着宝宝床边走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递给我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30块钱和27斤粮票。他见我们很愕然，笑着对我说：“这是我这个月的伙食费和粮票，烟和酒我自己也带来了，以后，每个月交一次。”听到这话，我的眼睛又湿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和爱人的月工资也只有27.5元，月口粮只有28斤。父亲帮我们带孩子，还自带烟酒钱粮，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的心里在呐喊着，儿子啊，你怎么有这么好的福气呀，专员级干部当保姆，分文薪酬不取，还交钱交粮，自带烟酒啊！
就这样，父亲每月交钱交粮帮我带儿子，一直带到三岁。后来又把我儿子带到他自己家里去照看，直到读小学六年级，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关照着我的儿子。1991年，儿子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我们调到广东佛山工作，儿子才离开我的父亲。
虽然我们调到佛山后，也曾将父母接来住过几个月，但由于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工资收入微薄，我和爱人加起来也只有1200元左右的工资，儿子要上中学，又要置办一些家具电器，买摩托车等，因此，父母跟着我们也只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既没吃上什么好东西，更没买过什么衣服给他们穿。等到后来我们经济条件好点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不动了。从1996年起，父亲就再也没有来过佛山。
1999年11月，我到北京去学习，带回来两盒北京果脯，爱人又在医院买了一个爪型拐杖和一副助听器，爱人专程去湖南送到父亲手中。记得父亲拿到拐杖和助听器的当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破天荒地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他告诉我，有了助听器，打起电话来句句都能听清楚了，所以，有好多话想讲。他还说，以前，我们打电话给他，他总是不爱听，说没什么话讲，其实是因为耳朵不好使，听不清楚，怕浪费我们的电话费。父亲还说，我们买给他的爪型拐杖很好用，比他以前那根棍子好多了，特别稳当。父亲又说我买的北京果脯很好吃，好多年没吃过了。最后，父亲说：“丫头啊，我从来都不怕死的，现在突然怕死了”，我逗他说：“怕死，您就别死呗！”，他又说：“无论如何我都要争取活到80岁，活到下个世纪。”他还叮嘱了我很多很多，好像我们小时候，他每次出远差时叮嘱我们一样。当时，我没太在意，只以为父亲是因为有了助听器，能听清我们的声音，所以要把平时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谁知，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突然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是爱人打来的，他告诉我，父亲刚才睡午觉时，睡梦中翻了一个身就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安详。我顿时对着电话筒大声喊道：“你快抢救呀，快呀！”，爱人说：“爸爸真的已经走了，脉搏、呼吸、心跳全部都停止了。”我只好哭着向领导请了假，并致电哥哥姐姐后，便连夜赶了回去。第三天，父亲单位组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地委和市委组织部、老干局都派人来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地委组织部的悼词中给予了父亲很高的评价。出殡时，父亲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听说这在父亲单位还是首例。
父亲走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父亲是在睡梦中含笑走的，没有任何痛苦的折磨，有人说：“那是他老人家生前积德行善的结果”。后来，我听爱人说，父亲是因为太高兴了，太兴奋了，他是满足地笑着离去的。可是，我的心仍然很痛很痛，可怜我的父亲，我们送给他的拐杖和助听器，他老人家用了还不到24小时，就这样走了。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只回敬了那么一丁点，他就那么满足。我亲爱的爸爸，您是何等的伟大、宽厚、仁慈啊。您走了，您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使我们受用无穷。您的高尚品德，将会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
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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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