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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母亲

    【曹萌按】这是我的大哥在母亲逝世35天时所写的回忆文章,作为儿子,大哥是最后一个亲自陪伴母亲从沈阳回到老家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哥与母亲共同地度过了我们家庭最艰难的岁月,所以大哥的回忆更具有权威性和感人性,以下是大哥的回忆文章。

    母亲走了已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间,使我夜不成寐,浮想联翩。

    母亲出生在赋予农民之家,我的太姥爷、姥爷祖辈以老实、忠厚闻名于乡里,不过,由于山村闭塞,总免不了许多愚昧,我的母亲幼年时已是民国初期,还被迫裹了一双小脚,这双畸形痛苦的小脚,伴随了老人家一生。

    母亲姐妹四个,弟弟两个,姐妹中母亲行三,由于他的敢说敢做,心地善良,最爱姥姥、姥爷的喜爱,少时就给姥爷当一半家,姐妹弟弟们都敬重她,由于我的姥爷老实的出名,所以常受乡间地痞无赖的欺负,每每都是年少的母亲出面,把地皮无赖们骂的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逃走。

    旧时闭塞乡村的婚姻,都是媒人两头一牵父母做主,递过生辰八字就算订婚,夫妻双方两面都不能见。哪有选择的权利,母亲和父亲订婚时也是这样。只是听说我家老 富裕,父亲又念过几年书,姥爷就欣然同意这门亲事了。

    母亲十九岁嫁到我们家,那时,我的祖父、祖母都健在。虽然家里人口多,生活也算富裕。母亲也颇得祖父祖母的疼爱,可是不到一年,祖母因难产去世,抚养照顾五个年幼叔叔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那时候五叔虚龄五岁,六叔三岁,每天晚上睡觉,母亲左边搂一个,右边抱一个,调皮的六叔白天睡,晚上哭,手把着他小便他不便,进了被窝就尿炕,那时候根本没有多余的被褥,母亲只能天天晚上泡在湿窝里,白天还要洗衣做饭,跳水扫院,缝连补缀,母亲央求尚未出嫁的大姑帮忙照顾,可爱干净的大姑竟不顾弟弟们的苦缠,自己偷着找媒人,把家里能穿的衣服收拾多半,提前结婚了。

    大姑出嫁后,我祖父的弟弟,我的老爷爷就闹着和我们分家,如果不分家,那繁重的家务老奶奶还能分担一些,一旦分家,这全部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到二十岁的母亲给老奶奶跪着、哭着、求着,让老奶奶再帮她两年,可老奶奶头不抬、眼不睁,终究没有答应,家还是分开了,

    时隔一年,祖父又续娶了后祖母,后祖母很贤惠,帮助母亲支撑这个家, 可老天无情,后祖母进门不到两个月,祖父又因急病去世,不久后祖母改嫁,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又落在母亲身上。

    家贫子孙贤,我的父亲那时只有十八岁,被国民党抓兵掳走,曾祖父奔走呼号,托人保了回来,到村公所当了文书,二叔十六岁,三叔十四岁就远离家乡给地主扛活,四叔十二岁,就去药铺学徒拉药橱,五叔不到十岁就帮母亲抬水、扫院、抱柴、烧水,只是六叔还不懂事,白天哭哭唧唧不离母亲身边,晚上还照样尿床。

    苦日子难熬,可也过的快,一晃三四年过去,父亲离家参加了革命,二叔三叔相继娶妻,四叔也找到了工作,树大分叉,曾祖父主持给我母亲兄弟六个分家,本来很薄的家底,能分到多少东西呀!父亲和母亲只分到一口水缸,一个木仓,还有一处没有任何东西的空旷房身地,分家后没有房子,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借助在本家爷爷那没门没窗、不能挡风遮雨的房子里。娘儿俩相依为命,在姥姥家的照顾下苦撑度月。

    我的哥哥聪明、漂亮,分家前深得曾祖父、父亲和叔叔们的喜爱,分家后时间不长,不到五岁的哥哥不行染了麻疹,母亲到处求助借钱买药,可无奈,都穷的揭不开锅,姥爷卖了三斗荞麦抓回了药,可药还没有喝完,哥哥就死在母亲怀里,父亲常年不回家,哥哥是母亲的天,母亲的希望,母亲的欢乐,对他的死,母亲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是母亲托人送信才知道哥哥去世的,他急匆匆赶回家,在毫无烟火气息的破屋里,母亲抱着已经死了两天的哥哥,嘴张着,眼直勾勾地瞪着,已经哭不出声,说不出话啦,谁知父亲看着爱子的去世怒火中烧,把罪过都推到母亲身上,竟丧失理智地用木棍把母亲毒打一顿,母亲背上、肩上那几处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

    我是五零年出生的,幼时的我没留下多少记忆,只有两次记得特别深刻,一次是夏天的一雨天中午,母亲烟熏火燎地在外屋做饭,我坐在没有炕席、四处冒烟的土炕上,看着放盖上雨水哗哗地漏在土炕上嘤嘤的哭着,这一幕每年都在我脑海里显现几次,再一次是在凉凉的秋天,母亲带着我在老家山沟里的一片荒地里,她腰里挂着一个小嘴葫芦,身子起伏跳跃地给我们抓蚂蚱,我的嘴唇上挂着两条鼻涕,身子怵怵发抖,哇哇大哭着,母亲顾不得抱我,只是边抓蚂蚱边哄着我。长大后我想那时候家里可能已没有粮食,母亲是用蚂蚱给我们充饥的,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哭的最伤心的一次。

    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在那个期间发生的一件非常凶险的事,我们每次听了都毛骨悚然:我们借住的老屋因没有门窗,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只能用柴草树枝把窗户堵死,门口只留一个小洞,在我两岁多的那年冬天的一个半夜,饿狼打起了我们娘儿仨个的主意,母亲从满院子狼的脚印判断,那狼决不是一只两只,在院里转的时间不会少于两三个时辰,只是狼终于搞不清这房里的人它们能不能战胜,才最后嗥叫一通撤离了,等到天亮,母亲就带着我们去了姥姥家,把这一切哭诉给姥爷,姥爷没办法,起早贪黑的给我们做了一付结实的榆木板门,又从厢房拆下一付窗,连抬带扛地送到我们家,安装结实后才放心地送我们回家。

    哥哥死后,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就有了裂痕,那时候父亲在县政府任财粮科科长(即是后来的财政和粮食两大局的前身),年轻有为,潇洒漂亮。母亲在家里拉扯我和妹妹,苦撑度月,屋不遮寒,衣不蔽体,吃上顿,没下顿,可是心中总有个支撑,那就是她有一个当大官的丈夫,所以,日子虽苦犹甜,天天生活在希望之中,可是好景不长,不久,父亲就托人捎信回来,说他必须和母亲离婚,让曾祖父给母亲找个主,早早嫁出去,否则她永远不回这个家,曾祖父是最喜欢疼爱父亲这个长房长孙的,老人家接到信,竟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全家总动员都来撵母亲,并扬言说,要嫁必须远点嫁,四十里地之内不准落脚,那时候,母亲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家甚至全族人都慑于曾祖父的淫威,谁都不敢替母亲说话,只有十九岁的五叔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常来安慰母亲,可十几岁的孩子说话不占地方,他也帮不了母亲。

    母亲在家族中求助失败后,这个家族实在使她寒心了,她对这个家族已丝毫没有信任感,她的将近十年的辛酸劳苦换来的却是这么个结果,她这才知道世道无理,人心险恶,只有依靠自己了。

    母亲少年时就知道包公铡美的故事,她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总能找到说理的地方,总能找到包公一样的清官,基于这个信念,母亲决定不再求家里人了,也不在家等了,她要抱着俩孩子(我和大妹)直接去县城找父亲或者说去告父亲。

    家族里没有人能帮她,她也不想求家里任何人,母亲把 家里唯一的几件和父亲结婚时穿的衣服包成一个小包,托三婶保管,把姥爷做的门窗托姨妈家保管,她前抱着妹妹,后背着我。在月黑夜里回到姥姥家,把她的打算告诉姥爷,姥爷虽然老实的过分,在这一点却勇敢起来,他极力支持母亲的行动,让老舅牵上家里的毛驴,送母亲去县城上告。

    那年老舅只有十七岁,母亲抱着八个月大的大妹骑在毛驴身上,只有两岁多一点的我骑不住毛驴,只能让老舅背着我,姥姥家离县城有一百多里(在老建平),老舅赶着毛驴,一直把我背到县城。

    建国初期的法律虽然不健全,但是,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念是很强的,实在说,共产党反对的就是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那时候父母的婚姻在当时的婚姻法上是无效的,所以母亲先是和父亲谈判,谈判失败后又找法院院长上告,院长判定他们的婚姻无效,母亲又直接找到石县长,石县长听了母亲的哭诉,当即表示:“我不管你的婚姻包办不包办,抛弃妻子就是最不道德的表现”。

    母亲胜利了,保住了我们这个差一点儿破碎的家,可父亲的官途却受到了影响,此前已内定他为副县长,其实,当时他手中的权利比副县长都大,因为全县的经济命脉都由他掌控,这次母亲告了他一状,不久就降为区长(当时全县有九个区)父亲被派到叶柏寿人区长,我们娘仨又随父亲到叶柏寿,成了干部家属,吃国家供应粮。可那时,父母的感情仍不融洽,虽然我们的住房离区公所近在咫尺,可父亲从不回家,在我七岁以前的记忆里,根本找不出一点儿父亲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我就从来就没有过父亲。

    母亲凭着父亲每月给的一点儿钱维持我们娘仨的生活,日子清苦自然而知,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饭时,母亲把隔壁阿姨随泔水倒在院子里一点儿放臭的豆腐偷偷捡回来洗净,自己尝了尝就放进我的碗里,我觉得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吃到那么香的东西。

    我七岁那年,父亲的职务又降为乡长,我们全家又随父亲搬到老建平附近的海山阜乡,在当地找了一户人家的东屋住下,我们的房东姓王,寡母带着一儿一女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善良慈悲,同情弱者,和房东二娘一见如故,并以二嫂相称,因她们俩真正亲如姐妹,二娘视我如同己出。使我切实感受到人间真情的温暖,特别是二娘的一子一女,我的哥哥姐姐,真正让我体会到手足的情深,长大后我逐渐明白,那是母亲以一片真心爱心待人,才得到的真情回报。

    那时候,父亲的工作似乎少了一些,也逐渐发现了母亲的许多优秀品质,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好起来。在海山阜乡的三年多,二弟、三弟先后出生,由于他们的年龄只差一岁,二弟还没断奶,三弟又必须吃奶,母亲舍不得这个又放不下那个,只好俩个一起喂着,这样就导致了三弟的奶水不足,身体过弱,母亲为了弥补对三弟的亏欠,一直舍不得给他们断奶,二弟吃奶到六岁,三弟吃奶到五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也为弟弟们的出生而高兴,并先后给他们起名为“全炼”、“长炼”这个炼字,究竟是炼狱的炼还是链锁的链,我至今也没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自从他们出生后,父亲对这个家的责任感越来越强了,这个可以说是母亲以柔克刚、逐渐感化的结果。

    公社化以后,父亲又调到万寿公社人党委副书记,主抓大炼钢铁,我们一家六口又迁到万寿南山炼铁厂的职工宿舍,一间小筒子屋,前门后窗,锅台连炕,开始时生活还过得去,到六零年久难以为继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在黑市上买不到一棵白菜,全家的月口粮只有二十几斤,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确实是犯难,她除了用自己瘦小单薄的身体供给两个乳之外,还手脚不停地上山采野菜,掳树叶,到离家三里远的火车站捡媒核,并且每月都要捣着一双小脚,徒步到三十多里外的姥姥家背回一袋一袋的谷糠、干菜、红高粱。我清楚地记得,为了每月的口粮不至断顿,每次买回粮,母亲都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量了又量,数了又数,每顿饭只下平平的一勺米熬米汤,两个弟弟吃有饭粒的,我和大妹喝没有饭粒的米汤,二母亲则连米汤也舍不得喝一口,只用糠菜充饥。

    六二年,父亲的职务从富山乡公社的党委书记降到建平公社信用社的主任,在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全家又迁到老建平的街里。大冬天,没处采野菜,姥姥家又远在百里之外,那时候,竟连糠菜都吃不上了,母亲的奶水怎么也挤不出来了。母亲满眼泪花,两个弟弟在她怀中饿的哇哇大哭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候,真有不少国家干部的家属被饿死的事件。国家为防止此类时间蔓延,出台了一个政策,即国家干部自动辞职回乡,每口人可补助一百斤小麦。为了这六百斤小麦,为了全家人活命,父亲毅然辞去公职回乡务农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父亲为了母亲,为了儿女勇于牺牲的精神。

    一挂马车,载着我们全家六口人,两只漆黑的火柴包装箱子,半袋小米,半袋高粱米,一只我饲养的小兔子,一捆烧柴,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从五三年母亲带我们离乡,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年,终于回到故乡了。一路上,父亲忧心忡忡,没有一句话,母亲却谈笑风生,满脸喜悦。是啊,她终于最后胜利了。十年的辛酸劳苦没有白受,她终于带回来一个完整的家。

    老家没有我们一丁点儿财产,一家六口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父亲躬身低眉地求遍了我们近支的叔叔、爷爷,想借住几个月,均被婉言谢绝,正在无计可施,一家人就要露宿野外之时,邻村的亲叔伯六爷爷曹文选伸出援手,慷慨热情地倒出姑姑们住的南屋,让我们住了下来,我爷爷去世早,我没有见过,在我心里,六爷爷就是我的亲爷爷,在六爷爷家住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最快乐幸福的日子。

    回家不久,父亲就以他当县长的材料当上了生产队会计,母亲为了挣工分,倒着一双小脚,一天不拉地上山下地,此前,生产队的活计她一天都没干过,不会耍奸取巧,干就干的实实在在,譬如拔苗拔断一棵,别人可以盖点土完事,她却必须费力地把根挖出来,因为这样,她的活儿就特别慢,偶尔,几个心灵手巧的姑姑们帮她一把,可大多数是别人收工到家都吃上饭,母亲还在山上,满头大汗,有板有眼的完成她的任务。

    六四年,我小妹妹出生,家里又添了很多欢乐,小妹妹聪明、漂亮、懂事,是全家人的眼珠儿,更是父母的心尖儿,日子虽苦,可也其乐融融,过得安乐幸福,那时候,母亲仍坚持生产队的繁重劳动,有时上山下地离家远,她一双来不及回家给妹妹喂奶,而大多数是母亲抱着妹妹上工,劳动时把妹妹放在地头,任她风吹日晒、哭叫滚爬。

    我结婚后,母亲就不再到生产队出工,担负起全家人的繁重家务,其实,家庭的平静生活不时出现些许波澜,妻漂亮大方,但没读过书,年龄小,在娘家时又任性,婆媳之间时有不睦。母亲是旧社会过来人,总免不掉用些封建礼数或用她切身体会来衡量要求妻,妻就有些不服,但婆媳双方都能迁就忍让,从没有吵过骂过,大妹妹虽然身弱,确也很懂道理,只是嘴部让人,母亲为维护家庭的美满和睦。又经别人撺掇,决定给我的大妹妹找婆家。

    我的大妹天生是软骨病,出生时就像一团软面条,很多人都劝母亲把她扔了吧,这孩子养不活,养活了也是业障,可母亲却坚持,耐心地把她养活了,长大了,妹妹长到八岁还不会走路,母亲就央求手巧的姥爷给她做一台学步车,就是这台木板、木条、木轮的小车,再加上母亲持之以恒的耐心辅助,使我的妹妹终于站起来,没走就能跑了。大妹妹虽然身弱,头脑却是惊人的聪明,她一天学校没进,以五岁起,凡我上学学过的知识无一不精通,有时我的家庭作业不会做时,还得请她给我当老师。八九岁时就能通读《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等大部头小说,尤其是父亲为她的生计买来的大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她不到半年就融会贯通,还掌握了打针、刮痧、拔火罐等技术,尤其是针灸,找穴运针的技术连祖传世医都叫绝。如果母亲不坚持逼她出嫁,大妹绝对成为一名不错的医生。

    实在说,大妹与妻的关系还是和睦的,只是母亲听了别人的怂恿,想防患于未然,没从正面考虑避免矛盾,却硬着心肠把大妹妹嫁了出去,大妹妹出去不到一年,由于身弱不堪家庭重负得病去世了。这是我一生中对母亲不满的唯一一件事。其实母亲也悔恨交加,每到年节都嘱咐又嘱咐给大妹妹上坟多烧纸钱做为一点补偿。所以,直到母亲去世,我从来没向她表示过我对这个事件的不满。

    随着我们的下一代,父母的三名孙子,两名女儿的先后出生,家境渐渐兴旺起来,母亲辛勤劳作家务外,一腔热血和大部精力都倾注在呵护孙子孙女的身上,都说爷爷奶奶是疼爱孙辈的,可没见过像母亲那样对孙辈的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我的长子九红六九年出生,他出生时,母亲还没有完全脱离生产队的繁重劳动,妻只是一个不足十八周岁的小母亲,对孩子的抚养实在是手足无措。母亲不忍心宝贝孙子受委屈,毅然放弃生产队那点儿看似可怜实际上确是穷家赖以度日的工分收入。在家照顾孙子、孙女,在当时医疗和卫生条件都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呵护好几个孩子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孩子稍微有点发烧、咳嗽,母亲就不管白天夜里,逼着妻抱着孩子,她捣着一双小脚陪着去医院给孩子治病。

    妻清楚地记得,长女两岁时,在一个寒冬的半夜肚子疼的大哭不止,当时父亲和我们兄弟都不在家,母亲就当机立断,命令妻抱着孩子,她抱着准备住院用的被褥,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五里外的公社医院。

    长孙不到两岁起就由爷爷奶奶搂着睡,十岁多爷爷还撵不出被窝。孙子都娶了媳妇,当奶奶的还放心不下,每次天晚孙子还没回家,母亲首先着急地打听。如果得不到确切的消息老人家就漫无目的地出去找。如果找了几圈找不到。无论多晚,也要守在大门口等孙子回来。眼看住孙在躺进被窝。她才放心地回家睡觉。

    俗话说“老不舍心“,是说人一到老年就不愿意操心儿孙之事了,可母亲却相反,老人家越是岁数大,越有操不完的心,这也许是我们不让老人家省心之故。每每看到母亲为我们忧心如焚的样子实在愧疚。

    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尽管能力有限,可只要认准一条道,必须坚持走下去,即使是撞了墙,多坎坷,也因此,母亲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就最多,且不说母亲经历磨难辛酸把我从儿时养大,就是在我成年后,母亲也没少为我的妻儿担惊受怕,熬干心血。

    八五年,我由于经营金矿亏损,欠下了六百元外债,大年三十,几名债主逼上家门,坐在炕上,不给钱不走,任我百般央求宽限几月均无济于事,大有搬箱抬柜、掀锅倒碗之势,母亲听说后,连年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过来,求这个,告那个,以她和父亲的人格担保,终于劝走了债主,我和妻儿才过了个平安年,债主离开后,母亲眼含泪花,满脸担忧地看着我,一句话没说,这情景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九八年,我和几名股东合伙办金矿,由于资源不清,一年亏损三十多万,股东们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我交出金矿,全身而退,二是偿还股东们本息,股东撤股,鉴于当时的条件,这后一条方案很难实施,我正要准备放弃我为之拼搏十几年的金矿时,母亲及时出现在我面前,老人家也是几夜没睡,几番斟酌,她认为还是要留住金矿正确,基于这个决定,已经七十五岁的母亲,一天几次地倒腾着小脚从家里爬到山上(我的金矿在山上)做我的工作,劝我无论如何也要留住金矿,只要有金矿在,还上外债还是有希望的。我经母亲的再三劝说,终于下决心留住金矿。于是我求亲告友,东求西借,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凑齐股金本息,现在看,母亲当时的决断是英明的。

    零三年,正值母亲八十大寿的当天凌晨一点,觊觎我的金矿很久的一群劫匪扑进金矿,我们全家和劫匪展开了殊死搏斗,但终于因寡不敌众,劫匪们占了上风,眼看劫匪就要冲进屋里,已是八十高龄的母亲奋不顾身,用身体顶住屋门,可丧心病狂的劫匪们一脚踹开门,竟用胳膊粗的湿木棒朝母亲脑门砸去,幸亏母亲一闪身,木棒砸在肩上才躲过这致命一击,天亮后在医院包扎时才发现母亲上身半边全部青紫肿胀起来,母亲挎着胳膊,疼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每每想起这一幕,我的心都会愧疚地发疼。我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这愧疚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自零五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就渐渐地衰弱起来,哮喘病、冠心病、轻微脑血栓时有发作。幸好母亲又坚强的意志和救治及时,每次都转危为安。

    去年六月下旬,母亲的左侧身子渐渐麻木。经医院CT和核磁共振确诊为腔隙性闹栓塞。对这种病当前的医疗水平是束手无策的。虽然也试用了其他很多办法救治,总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我的慈祥、善良、坚强的母亲就这样被病魔放倒在床上了。

    人说母子联心,还是婆媳同心,母亲病倒的前天夜里,妻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面容憔悴的母亲从沈阳回到了老家,身着一身黑衣,眼见着走进院却进不了屋门,爬在门外仰头喊我的名字,叫我快救救她,不到两天就接到三弟的电话告知母亲病重,当时我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急忙携妻,女儿和外孙女赶赴沈阳。

    我略懂一点儿医学知识,有几次母亲犯病我给她做作针灸、电疗、服点药,病情就有缓解,可这次不但我费尽心机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是大医院也束手无策,我陪了母亲一个月,病情毫无起色看,只好无奈地放弃了。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得到了小妹的辛勤精心的护理,使得没有任何自理能力的母亲多生存了十个多月,在这十个多月,母亲没有渴着,没有饿着,没有冻着,被褥清清爽爽,身上干干净净。十个多月,身上没有一点儿褥疮,这如果放在我们兄弟三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卧病在床的母亲,语言和思维能力均大大下降,可老人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儿子、儿媳、闺女女婿,仍放心不下孙子孙女,孙媳孙婿,时时问问这个,打听那个,有时在几分钟内竟追问几次,还有时不断地喊家人的名字,有时总喊见不到面(因有的远隔千里)就急的骂了起来。足可见母亲对儿孙的惦念和依恋之情是多么强烈。

    母亲临终前几天,甚至几近乎糊涂,可她老人家心里仍时时记挂着一家人,嘱咐她的长孙媳快给老人家的大重孙子说媳妇,必须要说俊的,丑的坚决不要,嘱咐外孙女找对象一定要好好挑一挑,问她应该挑什么样子的,老人家对小孙女女婿由衷地佩服和喜爱,明白地告诉外孙女,要找就找你二姐夫那样的,还一再询问小重孙子叫牛牛,老人家说,不好听,得改,叫个好听的名。

    公元二零一零年四月二日凌晨三时十八分,农历庚寅年二月十八寅时,辛勤操劳一生的母亲,终于放下所有的心事,安详地走了。

    许是母亲的慈悲感天动地,许是神佛确实存在吗,母亲去世的当天,实实在在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至今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 母亲临终前几小时由于病魔的折磨,始终是张着嘴喘气的,可最后一口气呼出时,母亲自己慢慢合上嘴,闭上眼睛,清瘦的脸上平和安详,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确实像佛家所说的那样“法像庄严“。,

    二、 母亲是在沈阳去世的。当时凌晨天刚亮时,在左侧车窗望到的天空全是红色的,天空下的树枝、楼房,真真地都变成五颜六色鲜艳的花海。这种现象据沈阳人说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天刚放亮,早霞更是不多见的。

    三、 按老规矩,在护送母亲回家的路上应该不断地撒一些草纸剪成的纸钱,可是由于当时慌乱,我们谁也没想到这点,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在老人家乘坐的前一辆车上(即孙子、孙女、儿媳们乘坐的那辆车)一路上总有颜色鲜红的小纸钱飘下来,而且大多是按着人的意愿飘落,即在过桥,岔路口时飘的更多,开始时,我和三弟,小妹还以为老人的二孙子买了现成的纸钱一路抛撒,再说,有谁见过这纸钱是鲜红色的呢。

    四、 每次三弟的车回老家,跑一趟的油钱最少也得三百元以上,可这次送母亲回家,只用了一百多元的油钱。

    五、 母亲是中午12时以后火化的。距逝世时间已九个多小时,正常人死亡一小时内尸身就会僵硬,可母亲的遗体直到火化前不但柔软、平展,面相祥和、手脚还有微热。

    六、 在给母亲送殡起灵时摔的那个丧盆完好无损。我们认真地检查这个烧制的泥盆,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奇怪,这么薄脆的泥盆从三弟的头顶上,而且还有人助力摔它,怎么摔在带尖的石头上它怎么就玩好无损呢,据说这盆是无价之宝,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母亲故意留给我们的财富。

    七、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晚上,我的妻子金英梦见母亲着一身褐色朴素干净的衣服,身旁是一朵硕大的莲花,母亲身板笔直,神色庄重,矫健地踩着花瓣步入莲花花芯。

    八、 母亲逝世的日子正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又值全国放清明节假,这像是老人家故意安排的。

    九、 母亲走的安详、平和,没给全家任何人留下一丝恐惧,时时想起来总觉得她老人家还健在,还在慈祥微笑地看着我们。老人家留下的遗物没有一点儿令人忌讳的感觉。只是觉得看着亲切,摸着温暖,让家人都爱不释手。

    十、 母亲生前的最后两年,对佛是由衷地崇拜,一部佛机爱不释手,四句“阿弥陀佛”佛歌几乎天天听,跟着唱,老人家临终及火化前,我就没让这部佛机离开她身边,佛歌一直唱着,可是当我要给佛机换电池时,发现佛机早已坏了,佛机里根本没有声音,可是放下佛机,仔细听听,佛歌仍然不绝于耳。

    由上述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我敢断定我的伟大而博爱的母亲,已经蒙佛接引,往生到西天佛国。

    我慈悲善良的母亲。

    我伟大博爱的母亲。

    祝您早成正果,普度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不孝长子草就于

    母亲五七忌日(201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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