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睿智而正直的老人。他的睿智不在于明于私，智于利，而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把小我置与大我之中，睿于义利之分，智于公私之界，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抑制己欲，诚信明理，以儒家的道德操守规范自己的行为。
一
父亲徐芝轩老人生于1925年农历6月17日，逝世于2002年正月14日，享年78岁。
父亲出生在甘肃省西和县北关村的一个耕读之家。曾太祖父徐有经24岁被选拔贡太学都,后又委任为堤功，福建大田县令。《民国西和县志》对他的施政功业作了如实记载,说他《上任后以训民俗，兴利除弊为己任，有宽简乐易之风，无案牍劳形之苦，草木旺盛于沣沼，虹桥绵亘于江滨，八闽之俗形狂悍浇漓而治化，万众感恩立碑表石建祀生祠。》为表彰他的功绩，朝廷赐赠了匾额，遗憾的是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人刨掉了上面的题字。我们现在保存的仅是一块被刨光了字迹的木匾。祖父是当地闻名遐迩的中医儿科大夫，经常骑着一匹高大壮实的白鬃马出诊看病，深受民众的爱戴。有一次深夜出诊，遭遇“长毛子”抢劫，夺走了他心爱的白鬃马和长袍，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其时，父亲只有6岁。
祖父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二。老大从军后再没有回来；老三徐进贤在汉中做生意时不慎失水身亡，妻子卢氏在料理完丈夫丧事的第三天早早祭墓后，就地服药自尽丢下了一对姑娘随夫而去（摘自《民国西和县志》卷九。）以自己悲惨的结局换得了一个“烈妇”的头衔。老四开了一个烧饼铺，本来生活不错的家庭, 因他染上了大烟瘾而落魄。我的48岁的奶奶除了扶养自己亲生的二女一男外，还要抚养三祖父家留下的两个姑娘。这一家6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年仅6岁的小男孩，奶奶一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全靠收取一些菲薄的地租维持生计。在与命运的较量中，她把家庭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父亲身上。这样，在父亲刚上完小学，便跟着人学做生意，过早地替奶奶担负起了家庭生活重担。后来他又供养外甥上学直至成家立业。
解放前父亲以经商为业。开过商店、旅店、染坊、醋坊和磨坊。他经商以质优价廉取信于社会，以一片至诚服务于大众，坚守童叟无欺，智愚等量﹑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具有儒商风范。与父亲同行的外祖父，十分赞赏父亲的品行和才能，并力排众议，将比父亲小8岁的女儿许给了他，此时父亲已丧妻，并留下一个残疾姑娘。
解放后,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第一个自觉地给工作组交出了租地的契约, 并当众烧毁,对全县土改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时,他积极主动，第一批加入了工商联,成为全县私营经济改造中的带头人,被选为西和县第一届工商联委员。
父亲一生对工作兢兢业业，用勤勤恳恳形容父亲的工作态度一点都不夸张。上世纪50年代，父亲担任县百货公司业务经理,与天水、兰州、西安等城市建立了友好的业务关系，在当时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广泛开拓进货渠道，确保了西和市场充足的物资供应 ,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基本物资、生活需要。
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负责组建西和县饮食服务公司时，针对当时基础薄弱,人才缺乏的实际,他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登门拜访，诚请有祖传技艺和秘方的名师出山。先后请来了当时在全县颇有名气的做卤肉的师傅周大圣、做点心的师傅张兴隆、做豆腐的师傅李田禄、酿醋师傅周步等艺人到公司工作。他们被父亲的尊重所感动，各显其能，做出了老字号的风味和特色产品，不仅满足了西和县城乡市场，而且还畅销邻近各县,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从县城调到了边远的苏合供销社工作。当时苏合供销社连年亏损，他一到单位，就给领导出主意、想办法扭亏增盈。第一年,他冒着三九严寒、踩着积雪一家一户地上门收购粉条，亲自运送到了成县供销社，交换了6000双解放鞋，在县物资交流会上被一抢而空，既活跃了交流会的气氛，又提高了苏合供销社的知名度。第二年，又在西安一次性购进了20 吨“双喜”白酒，满足了群众的春节需求。第三年，从湖北省购进了500辆永久牌自行车，缓解了全县市场对自行车的紧切需求。短短几年时间，苏合供销社的业务开展和经营效益显著提高，跨进了全县供销系统的先进行列。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局面，外地客商纷纷与他们建立业务关系，拓宽了货源，保障了群众生产生活所需。
原苏合供销社主任叶建常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刚柔相济、充满智慧之人。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行政命令代替了一切，“瞎指挥”随处可见。当时，有个地方发生了病虫害，需要“六六六”药粉防治，县上给苏合供销社也硬性摊派了24吨进货指标。叶主任十分为难，不进货怕影响上下级关系；进了，这种药粉又是一种对土壤和环境危害极大的农药。正在叶主任为难之时，父亲主动领命，去县上协调，最后只是象征性的进了一吨，至今还压在库房里。就这样，既应付了公事，又没有给群众带来负担和损失。父亲从心眼里维护群众利益，时时事事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说话，为群众办事，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好干部。
二
父亲酷爱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冒着危险珍藏字画。每当“破四旧”声浪高涨，红卫兵搜查紧张的时候,父亲便在夜深人静时把我叫醒, 让我掌上煤油灯, 在黑旮旯里取出用破衣服包裹的字画,在微弱的灯光下闭住呼吸一张一张地抚摸，细细地观看,最后还是舍不得交出去，又仔细的包裹起来藏在更隐蔽的地方。有一次，他又叫我掌灯去看字画，我不解地问：“爸爸，解放初期,您把我们家的土地和店铺都毫不犹豫地缴给了公家，这几张破字画您怎么就这么舍不得？如果让‘红卫兵’查出来您可要挂牌子游街哩！”父亲神情焦虑地说：“字画是文化的瑰宝，它和土地店铺不一样，土地店铺缴给政府是为国家做贡献，而字画交给红卫兵是被烧毁的，一旦烧毁就不可再生，这性质不一样啊！”父亲硬是冒着危险把它保存了下来。
父亲一生喜爱读书,最喜欢读的是《论语》和《东周列国志》。在6个子女中他给我灌输的儒家思想最多，经常讲述的孔子经典语录和列国故事。他喜欢与我交谈。当我有偏激观点时，他从不当即批评，而是指定书目或章节让我自己去看、自己去想、从中领悟真谛，自己去悟出道理。我每次回家都要跟他谈一些新闻趣事和自己的想法，他总是乐呵呵地听我说完，然后引用历史典故进行评述，要求我从中吸取教益，做到扬善去恶，强调我要学会和做到包容与谅解。在子女中我是老大，父亲对我的要求最严，同时也比较信赖和偏爱。乐于和我交流思想，着意培养我的意志和品质。
父亲要求子女们政治上要向前看，生活上要向后看，在任何时候都要艰苦朴素，不能奢侈浪费。他经常运用历史典故启发我们，用现实中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教育我们，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就拿吸烟来说，他嗜烟如命，但孩子们送给他的高级香烟他一概不吸，就是帮他点着一支，他也不吸一口。有次小女婿试探地逗着问他：“爸，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娃娃给您敬一点孝心，一点也不过分。为啥给您都点着了,您宁愿放下着完,都不吸一口呢？弄得我们多不好意思！”他严肃地说：“我要是吸一支，你们就给我买一条。这一条高级香烟就是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不吸，你们也就不给我买了。”我们每次回家带给他的滋补品和保健品之类的东西,父亲总是珍藏于柜中自己舍不得吃喝,却又送给比他年长的亲戚和邻友。父亲70大寿时，全家人都想张罗张罗给他好好地庆贺一下，请亲朋好友下馆子热闹一番。但这一提议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他指责我们这是奢侈浪费，糟蹋钱财，说条件好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不能变，环境优越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在父亲的坚持下，也为了使老人心里真正高兴,我们全家人只好在家里吃了顿便饭，算是为他过了七十大寿。
父亲注重培养我们知恩图报的品行。他的口头禅是“我帮人忙不放心上，人帮我忙永世不忘”。要求我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在天水上学时,经常乘坐常继贤师傅的解放牌大货车回家,当我工作后,把第一月的工资交给父亲时,他立即准备了几份礼物,带上我到常师傅家和曾经帮助关心过我的几户人家去感谢。父亲要求我们严以律己，宽与待人，要有“感他人之恩，责自身之过”、“恕别人之错，忘施人之惠”的品德。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友好共事。
父亲常常告诫我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遇事要深思熟虑,不能急于发表意见,妄加评论；切忌“轻于言而寡于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旦承诺,哪怕是砸锅卖铁也不能失信于人。
父亲经常给我们灌输做事先做人，做人以德为先的思想，“大事靠德，小事靠智”。他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子女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使我们从他身上体会到了道德品行是一个人修身立命的根本。这些年，我们不论忙于工作还是为生活奔波，父亲的这些品行，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子女。
我结婚的第二年，正为没有住房生孩子而犯愁，埋怨农村的公公家太穷、给我们帮不上忙的时候，父亲揣摩到我的心思,教育我要体谅农村人的难处，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不久，他借去苏杭出差之机，按农村风俗给我的公公和婆婆买齐了做寿衣的真丝绸缎，还给我买了一件时尚的呢子大衣。我当时不解地问：“爸爸，公婆他们才50岁过一点，还不算老，做啥寿衣呢？眼下我要生孩子，正急着用钱，您怎么不分轻重缓急呀！”父亲深情地说：“我这次去苏杭是个机会，我知道啥是好料，我也懂怎么配料。你即将为人之母，先要报答大人的养育之恩呀！尤其是你的公公和婆婆是你们的养父母，他们住在艰苦的农村，你们又都在城里工作，更应早点孝敬他们，讨得他们高兴，让他们放心才是。”父亲为了培养我的责任感，又说:“大衣就送给你了。但给你公婆的寿衣钱你可要出噢！这是你应尽的孝心！”从此我慢慢地懂得了自己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道理。
父亲为我这个做媳妇的姑娘真是操尽了心。1985年我和丈夫相继调离西和县到陇南地区工作。为了减少公公婆婆的后顾之忧，每到春播秋收之时,只要我们没有及时回来，他就替我们买好化肥等物，并以我们的名义及时地带到乡下去。1998年，我的公公在城里走亲戚，突患心脏病在医院抢救时发了病危通知书。当时我在武都，丈夫在兰州，都不在县上。父亲便亲自把公公从医院陪送到乡下。公公去世后，他忙得两天没合眼，待我和丈夫分别赶到家里时，他已经和乡亲们把公公的后事准备得妥妥贴贴。当我看到父亲疲劳的眼神时，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感到父亲为我牺牲的太多了，操劳的太多了。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历经世事沧桑和人生风雨，被岁月磨白了双鬓，被生活累垮了身躯，在生命的夕阳里，他已经无心欣赏天边那抹彩霞了，仅有的是对家庭的无比眷恋和对子女无时无刻的牵挂。
有一件事，因我没有听他老人家的话，其遗憾至今都无法弥补。1996年冬季，我们还在陇南地区工作，父亲到地区所在地武都来看望我们，说：“好时代都让你们赶上了！这么宽敞的房子，还有暖气，快把你婆婆接来住几天（公公己去世）。”我当时想，我在西和县城住家时，几次把婆婆硬抱上汽车接进城里，但她老人家进城后好像是关进笼子里的鸟一样，整天心急如焚。现在离老家这么远，一定接不来，再者她又是高龄，怕出意外，也就没有去接。唉！70多岁的父亲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否则，他一定会不经我同意，就替我把婆婆抬也要抬到武都来，让我多敬一份孝道，减少一份遗憾！
三
父亲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他遇事头脑清醒，政治上从没有跌过跤，与人相处也豁达大度，一辈子没有结过一次怨。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原本有多次提升机会，他都自愿放弃。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西和县委工作期间，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1962年，县委领导鉴于他熟悉商业,议定要他负责县商业局工作，他却婉言谢绝，并主动提出去县百货公司驻天水北道办事处负责采购工作。1971年至1983年在苏合供销社工作的12年中，组织先后两次决定由他担任领导,他又再三推辞，让位于人。这样，他在两届主任的领导下，在一般员工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并尽力为领导出谋划策。最后一次是1982年，县政府决定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县委领导认为他具有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和管理城镇待业青年的经验，再次决定让他到县劳动服务公司负责工作，他又以年龄大为理由，力荐他人担任了此职。
父亲把物质利益看成身外之物，从不计较，因而在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一些事情时显得宽宏、有远见卓识。生活中常常见到与人交往“不想吃亏”的人，且以此为聪明。但是这种聪明是小聪明，在为人处事的大道理中是糊涂的，父亲则不然，他从不计较蝇头小利，得让人处且让人，因而得到大家的普遍尊敬，这也可以说是小事糊涂，大事聪明。例如，解放前，我家把多余的土地租给了别人，有些租户不缴租粮父亲也不去讨要，久而久之，有的租户竟将土地视为已有。土改时，我家的成份仅定为小土地出租，没有划为地主，土地的流失也许是一个原因吧！1988年，县上改修河道，要砍掉原来我家水磨附近的一颗足有三抱粗的大柳树，但意想不到的是,姓周的和姓李的两家邻居却争着说大柳树是他们的，争来辩去,以致互相厮打，闹得不可开交。此时另一位邻居，时年72岁的陈鸿洛伯伯站出来说：“这颗树你们不要争了，这根本不是你们两家的,而是北关徐芝轩家的”。周李两家在“证人”面前只好哑口无言。可是当有人把父亲叫来后，父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处理，他笑着说：“李家卖肉哩，树根就给你做个肉墩吧;树桩留一段给我的娃娃做个菜板的料后，其余的部分周家和陈伯伯一分为二。”他们几家连声称赞，皆大欢喜。
父亲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友好，做事周到细致，颇受人们尊重。1966年春季，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沿街乞讨时，踏进一户人家的大门，猛地从院子里窜出一条黄狗，撕破了老人的裤子，把腿上咬了几个深深的牙印。狗的主人只是在屋里吆喝了几声再没有去管，老人又不敢进去论理，只好在街头歇息了一会儿，拖着流血的腿一瘸一拐地继续挨门窜户讨要。当他走到我们家时，父亲看见这位老人被狗咬的这么重，立即兑了半盆盐开水，挽起袖子，蹲下身子，仔细地清洗了伤口，擦净了腿上已结痂的血迹，敷上消炎药膏，用白土布包扎好，走时又给配了消炎药，再三叮咛服用的方法和剂量，还给送了一条裤子。几年以后，这位老人提着一篮鲜嫩的苹果和梨，笑呵呵地从我家大门进来。当时我们一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吃午饭，被那晶莹鲜美的水果和老人灿烂的笑脸楞住了，问他找谁，是不是走错门了？老人说：“我找戴手表的干部。那一年，一个戴手表的干部不嫌弃我又黑又脏的腿，给我擦血包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手表还是一种稀罕物品，这位老人就认定戴手表的是干部），这几年我们家收成好了，栽的几颗果树也挂果了，这篮苹果和梨是选的最大最红最好的，我是来给戴手表的干部谢恩的！”
父亲廉洁奉公，从不徇私，一些做法让亲人都无法理解，母亲对他更是怨恨有加。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粮食极度紧缺、生活十分困难，“下水救人”时，父亲负责西和公社（当时西和、礼县合并为西礼县，西和县改为西和公社，三年后，两县又分开，恢复了原来的县名和建制）救济粮的发放工作，当时政府压缩了粮食定量供应的标准，我家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姥姥和一些亲戚都饿浮肿了，就是在这种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他从没有给家里拿来一粒粮食。为了充饥，母亲把玉米杆和玉米棒切成簿片晒干磨细当面吃。地上的菜都吃完了，就吃地上的草；地上的草吃完了就捞水里的草，摘树叶，剥树皮。那时，母亲因吃柳树叶子充饥中了毒，直到现在每到春暖花开、柳树发芽时，就全身发痒，毒疹就像红土布一样从脸到脚密密麻麻的裹一身,流血渗水，痛痒难忍。哥哥因吃多了水里捞的有毒草，埋下了肾病的隐患，最后终因肾炎不治而英年早逝。时至今日，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做法，这是他“掌权不谋私，为人不为己”的高尚品质，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教育和影响着我的一生。
父亲这辈子经手的财物难以计数，有的人认为父亲一直和财物打交道，怎么历次政治运动都没问题？就是不相信他身在钱中不徇私。故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一位领导干部也不相信父亲“脚在河边站，鞋子打不湿”，他要在这次“打击经济犯罪运动”中重点查一查父亲的经济问题。于是，他亲自担任工作组组长，抽调了几名精通业务的财会人员，进驻父亲当时负责的饮食服务公司作为运动的突破口,重点进行清查。没想到在发动群众揭发问题阶段，全体职工不但没有一人给父亲提意见、揭问题，还连连竖起大拇指列举了许多父亲与他们同甘共苦、竭尽全力为公司办事、一心一意为职工的利益，任劳任怨和不谋私利的事例。尤其是通过查帐，他们发现父亲管理的帐务明晰，制度健全，利润比同行业高出二个百分点，不容置疑的事实，使工作组成员都惊叹不已。这位担任工作组长的领导干部原是以敌对情绪进驻公司的，结果都被父亲的敬业精神所感化，被父亲精通的业务水平所佩服，被父亲“脚在河边不湿鞋”的高尚情怀所折服。从此父亲与人这位领导结为挚友，后来在这位领导病危直到去世安葬时，父亲一直守侯在他的身旁，还亲自帮助他的家人料理后事。
父亲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敢做敢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父亲在西和公社财贸部工作。在国民经济遇到特大困难的1960年，浮夸风盛行，西和公社己死亡40000多人，其中苏合大队的8900多人仅剩4800人，每天死亡20多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死亡人数还会急剧上升。父亲看到部分村社饿殍遍野的惨状，心如刀绞，十分着急，立即给时任公社书记的康维汇报。康维听完汇报后问父亲：“芝轩，你看有啥办法解决没有?”父亲回答说：“康书记，咱们仓库里有粮食呀！，我知道，放粮必须要有中央的‘支付令’，但若按正规程序申请，走完这一过程又要饿死好些人。干脆我开一个调拨单，来个先斩后奏，万一追究责任，我一人承担。”康维书记完全赞同父亲的观点，说：“反正饿死也是死，犯法也是死，只要少饿死些老百姓，我们死了也值”，并叮嘱父亲，“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于是，他俩秘密运作，在1960年青黄不接、灾祸蔓延的危机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私放“皇粮”400万斤，缓解了饿死人的趋势,挽救了不少生命。后来通过上报亏损粮的办法补上了这400万斤的空缺。2003年夏季，当我专程去礼县看望康维老人时，他老人家对此事仍感慨万千，高度评价父亲说：“他具有敢为民众利益而献身的宝贵品质和强烈的责任感，是靠得住、信得过的优秀同志。”接着，他又深情地说 :“从1960年到‘文化大革命’，我经历了多少次政治运动，经受过多少次批斗会，有人造谣生事，无中生有地整我，我都不怕，但我最怕的能致我于死地的这个问题，老徐却从来没有给人透露过,至今也无人知晓。”
父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经常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一样负责，亲戚友邻家的红白喜事他都要去帮忙和料理。乡亲们称他是好“总管”。1999年12月，75岁的父亲正在给亲友家料理婚事时，突发脑栓塞，致使偏瘫卧床三年有余，但他对此毫无怨言。然而正是这次劳累致疾，使他一病不起，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四
2001年9月中旬，我去省城开会，突然接到妹妹电话，说父亲病情恶化，已经重度昏迷，现正在给老人剃头刮脸穿寿衣，可能等不到我回来了。我便哽哽咽咽地告诉妹妹：“你给爸爸说，我正往回赶呢，请他老人家把我等一等呀！”妹妹回答说：“爸爸昏迷,没有听觉！”我说：“就是听不到你也要在他耳边大声吼！他能听得见！他的心灵一定听得见！”晚上9点多钟，我赶回了家，院子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屋子里有10多位老者和亲戚，姊妹们都围着父亲，母亲双膝跪在父亲身旁虔诚地守候着。我一步向前，抓住父亲的胳膊摇着喊：“爸爸，我回来了！您的大女儿小英回来看您来了！”父亲在弥留之际噗嗤笑了一声就醒过来了，好像游了一趟远方刚刚归来，面带笑容地说：“家里怎么这么多人，站着干啥呢，快都坐下呀！”全屋子的人都出了一口长气。父亲这次醒来后他又神奇地活了4个多月。
2002年春节，我们一家4口人去看望父亲，他虽然卧床不起，但看见女婿和孙子都回来了，脸上闪现出和蔼可亲的笑容，会意地点点头，吃力地说：“你们都去上班，我好着哩，不要惦记我，要安心工作……”正月初八，我看着老人病情趋稳，母亲和弟妹们都劝我放心走，如病情变化，会及时告诉的。这样我们一家4口人便又回到了兰州。谁知正月十四接到的电话并不是父亲病情的好转，而是父亲已离我们而去。噩耗传来，我只覚得眼前一片模糊，无数个父亲的脸重叠在眼前，天黑沉沉地向我压下来，喉咙里像塞着什么东西，哭不出声来。顿时，我手指发青，身体软绵绵地瘫了下去，失去了知覚……
父亲啊，父亲！您对我最疼心、最牵心，为啥就不等我回来呢？平时您给我的教诲最多，为啥临终就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呢？您虽然卧床三年多，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但走时为啥就没有一点预兆呢？您走得竟是那么突然、那么平静。听母亲说，她刚给您喂完饭您就“睡着了”，睡着得还是那么安详。
父亲啊，父亲！您一生坎坷，命运多舛。6岁时祖父离您而去，25岁时前妻生孩子时丧生，43岁时年已十八的长子患急性肾炎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人生的三大不幸都遇在了您的身上。
您一辈子谨言慎行，谦恭做人，但却没有轻松过一天，没有自在过一时。您为了抚育我们弟妹，历尽艰辛、呕心沥血。现在我们几个虽然没有成大器，但衣食无忧，再也没有您挂记的什么了，正当是您享受清福的时侯了，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父亲啊，父亲！我真后悔，正月初八不该离您而去，我应该留在您的身边！我怎么连这点心灵感应都没有……待我回家后，看见慈祥可敬的父亲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微微张着的嘴巴好像要给我叮咛什么时，我猛地扑上去摇着父亲硬梆梆的胳膊，抚摸着冰凉的身躯，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爸爸”！“爸爸”！我想您老人家还和上次一样，听到我的声音会睁开眼睛的，我渴望您脸上又露出笑容，我期盼您微张的嘴巴发出声音……可惜，晚了，太晚了！父亲的身体已经僵直了，给我要说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我永远听不到他老人家的教诲了。父亲躺在那里，不会回答我的呼唤，不会劝阻我的哭泣……瞬间，父亲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过；我为老人能做而没有做的事也一桩一桩地展现在眼前……
父亲在去世的第三天入殓，这是我们与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了。我本想静静的瞻仰父亲的遗容，但悲痛的泪水早把双眼迷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了。在给父亲扫棺时，我双手已握不住扫帚，只是无力地的扫了几下。惋惜啊！惋惜！我没有细细地瞻仰父亲的遗容，没有最后一次给父亲认真仔细地打扫“房子”……第七天上午10点钟，当大家把父亲的灵柩抬出家门时，我声嘶力竭哭喊，父亲要走了，要到人人都要去，但一去就永远再回不来的地方去了！难道这就是永诀？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舍不得父亲离开我们，舍不得父亲离开他一生辛苦经营的温暖的家园。我扑向父亲躺着的“房子”，以哀求的目光向大家乞求，让父亲在家里再多呆一会儿。但这是不可能的，父亲已经定下了“出行”的时间，在众乡亲的护送下，在数百个花圈和挽联的队伍中缓缓地行进到他最后的归宿——城外朝阳山上。下葬时，我轻轻地抚摸着“朱红色的房子”，屏住气看着父亲在“房子”中慢慢落地，然后由我们姊妹依次覆盖黄土。矮矮的坟墓，父亲在里头,我在外头，将我和父亲隔绝在阴阳两个世界。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
在这三年中，我常常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们，时时刻刻在伴随着我们。2002年4月30日，我们一行8人乘座两辆小车从兰州去陇南，快进武都城时，稍一迷糊，忽然父亲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他穿一身深蓝色中山装，肩上挎着个帆布包，站在一辆班车的门口，伸长手臂抓着车上边的扶手，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行。我十分惊诧，心想父亲挤班车干啥去？只见他笑容可掬，亲切地看着我……我刚要询问，父亲就急切地告诫：“娃呀，把车坐好！”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只听一声尖叫，同行的一辆车刹车失灵，撞倒了一辆三轮车后，直驶向路旁的一个用废铁皮焊成的小卖部。此时，小卖部一家三口人正在里面吃午饭，幸好车轮被门前的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这大概是在父亲的荫护下化险为夷的吧！
“公私经纬楚汉界，吾等儿女一生铭”。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诲像涓涓清流一样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他的高尚美德和思想境界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的精神与世永存；他的福德永远荫及子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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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