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翻开我的老相册》之六
刘光生
母亲是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离开我们已经33年。今年三月份是母亲百岁诞辰的日子，尽管具体哪一天记不得了，但年初我们几个子女还是商定好，上半年要在家庭范围开一个追思会。可事有多磨——近一年来大哥一直重病在床，我在外地工作，妹妹家务缠身且身体也欠佳，这事就耽搁下来。转眼到了年底，二哥、妹妹我们几个人最后敲定，在12月19日——大哥过80生日时，给母亲补办百岁诞辰，地点选在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园。这个纪念园有一座新近竣工的“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墙”，整个墙体用黑色大理石砌成，长达500米，正反两面刻着242419名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的名字，其中母亲的名字列在纪念墙“3B背17列7行”位置。这天下午，我和二哥、三个侄子冒着严寒，在纪念墙母亲名下献上花篮。我久久凝望着纪念墙上母亲的名字，心潮难以平静：这次追思活动尽管推迟了大半年，但我们几个子女心中对母亲的纪念却一刻也没有忘却过——一年来，母亲的生前往事始终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演映着。 图1-2：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母亲和大哥、二哥合影。我大哥、二哥穿得比较好，是借助了姥家的帮助。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3：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母亲(右）不知和何人的合影。
一．动乱岁月，奔波劳碌
母亲名叫何兰英。姥爷家祖籍唐山，是个骨科中医世家。或许是由于医术高明，姥爷家在旧唐山城里很有些名气，当年老唐山人提起“何家大院”，提起我四姥爷“何四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姥爷家原居唐山市乔屯一带，大概到了我姥爷这一辈，兄弟分家搬到了离乔屯不远的宋谢庄大街。姥爷家在宋谢庄大街住宅是个门洞几进几出的深宅大院，听母亲讲，民国初年她五六岁时，“老抢”（强盗）特别多，一次深夜家里来了“老抢”，母亲见到高大的院墙上有人影晃动很害怕，这时姥爷一边把年幼的母亲楼在怀里，一边端起火枪瞄准“人影”开了一枪，打得“老抢”哎呦一声从墙头缩了回去，从此再也不敢来了。
母亲十八岁上下就嫁给我父亲，我父亲小我母亲两岁，当时正在唐山市里英国人开办的华英学堂读书。我老家住在唐山近郊的岳各庄，世代为农，家境不算宽余。母亲过门时，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以后又添了我的两个哥哥。1931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就外出工作，几年后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只身逃难到国统区，在青海、四川、云南、湖南等地漂泊，先后在煤矿、筑路、冶金勘探等部门做技术工作，一个人在“大后方”整整13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得以回家。
父亲在外期间，家里只有我爷爷是个主要劳力，还体弱多病。为了协助爷爷主家立业，母亲从过门那天起就脱掉了富家小姐的娇贵习气，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像个男劳力一样下地干活，一次不慎还把小脚砸伤。爷爷生病时，母亲怕家里的“顶梁柱”倒下，总是偷偷把窝头抹上块生花生油膏递给爷爷吃，这按当时家境算是对爷爷的特殊照顾了。
我大哥从小非常懂事，看到家境困难，从14岁起就主动辍学到附近的铁路部门做工。后来母亲一度跟随我大哥到离唐山五六十里开外的古冶镇生活——这时小小年纪的大哥，已经独立挑起养活自己母亲的重担！母亲对这一点始终感怀不忘，多年后大哥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期间，几个孩子都交由我母亲抚养，当时十几岁的我不懂事，有时埋怨母亲管事太多，母亲总是训斥我：“你大哥当初养活我，现在我就该养活他们（指大哥的子女）。”母亲在古冶时，正值日本时期，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日本人发给市民的口粮都是不堪入口的“橡子面”，里面掺合着头发之类的脏东西。为了生计，小脚母亲经常和别人搭伙，拎上一袋白面乘火车跑到天津卖掉挣取差价，这按当时老百姓的通俗叫法是“跑白面”。
由于思念我父亲心情苦闷，母亲曾一度染上吸烟的习惯。在古冶时，一次她到一个小摊去买烟，当时烟只有一种，就是日本产的“金枪”牌香烟，母亲平时对日本人没有一点好感，这时随口说了一句“金枪”烟不好抽，不如稻草。这下惹怒了旁边的日本人，要找警察抓母亲，幸亏母亲躲得快才逃过一劫，从此母亲不再吸烟。
国民党时期，一次老家岳各庄驻防了国民党军队，他们强迫各家各户给他们烙饼吃。一次奶奶给他们烙了一摞饼，一个士兵还嫌烙得慢，揪起我奶奶就要打。我奶奶战战兢兢，但还是掷出一句不软不硬的话：“你敢打我，我孙子都比你大了。”那位士兵终没动手。当时进驻的国民党军队十分混乱，士兵大都是从南方强行抓来的壮丁，如发现有逃跑的，当场就打死。我母亲生前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两件事：有一次，老家国民党驻军中有一个小个子士兵，安徽人，因逃跑抓了回来被打个半死，扔到我家猪圈里，最后生了蛆，惨死在那里。另一次是在宋谢庄大街我舅舅家，我大哥新买的一辆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正巧这时从后门进来三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士兵，见到自行车说借骑一下，结果自行车推走后就没了音信。母亲找遍半条街也没找到，只好到当官的那里告状，没想到这个当官的根本就没有追查的意思，一脸不高兴地对母亲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兵，是谁偷的，你把它找出来，我当场枪毙他。”吓得母亲赶快走了，自认倒霉。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4：1956年夏，在建设里居住时母亲和女儿光妹、孙女晓星、孙子艺文在院内合影。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5：1957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侄女晓星、母亲、侄子艺文、父亲、妹妹光妹、作者，后排左起：大嫂、大哥、二哥。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6：摄于1970年7月1日。当时我和妹妹在外插队探亲回家，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来，一家人很高兴，留下这张合影。
二.无私母爱 舔犊情深
抗战结束后，我父亲从南方回来，开始在北平（北京）工作，把我母亲也接到身边。后来，母亲考虑我爷奶年岁大了需要照顾，又举家迁回唐山——最后把家安在唐山市刘屯建设里。建设里，这个布局整齐划一的“胡同”，是日本人留下的，街道两边各有5个对应的院子，建筑全是石头结构，胡同南北入口各有两扇大门，从外面看像个城堡。当初建设时大概出于防空的需要，胡同北入口处还有一个呈“T”字型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由混砖砌成，与“胡同”里外相通，小时候我经常和伙伴们在里面捉迷藏。我家住在7号院，院落里三间正房、两间厢房，很幽静。
母亲在建设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30年，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我是搬到建设里不久出生的，小名就叫建生。据父亲讲，我出生在清晨，刚生下来两眼一睁开就瞅着挂在房顶上的电灯。父亲在生活上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不大会料理家务，我出生后他就赶到3里开外的老家给爷奶报信，不想中午在老家喝醉了酒。偏巧那天天气奇冷，父亲走后不久房间里的炉子就灭了火，冻得母亲哆哆嗦嗦紧紧抱着我，用体温暖着我，等父亲回来时我已经冻得嘴唇发紫，哭都不出声了。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四岁时不幸染上肺炎，当时咳嗽高烧不退，病情严重时，母亲一直抱着我不肯放下，因为一放下就抽风。母亲就这样坐在床上——抱了我整整七天七夜！当时，由于外面一有响动我就昏死过去，大哥、刚过门的大嫂、二哥一连多少天就在大门口轮流守候，不让过往商贩喊叫。父亲看我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以为没救了，就托邻居木匠给我钉了一副小棺材，这时正巧我二叔来家，看到小棺材说再找大夫看看。这样就找到附近长明街的阎大夫，当时正巧专治肺炎的美国“大油”——盘尼西林刚刚进口，阎大夫给我注射后立刻见效，病情很快好转。待我的病痊愈后，一家人很高兴，父亲特意买了一袋面、两匹布，叫我两个哥哥给阎大夫扛了过去。
我们搬到建设里不久，母亲被选为街道主任，小时候我经常跟在母亲后面到各家各户检查卫生、通知事情。母亲对办事处交办的工作认真负责，对贫困的居民更是挂在心上。我家邻居徐大婶孩子多生活困难，平时徐大婶穿的破破烂烂，一次出门要向我母亲借衣服，当时正是寒冬，母亲毫不犹豫把自己平时穿的一件泥制半大衣借给她。母亲这个人心地善良，邻里关系相处得很好。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每次做好吃的饭菜，都不忘给邻居端一点去，记得一次炸饸饹，母亲叫我几乎送了半条胡同。
1958年春天全民大炼钢铁时，母亲更是忙碌，一边动员邻居多为国家捐献碎铜烂铁，一边把家里带铜带铁的东西找了个遍，只要能拆能卸的统统上交。我记得家里当时有一对箱子锁门是铜的，母亲毫不可惜把它撬了下来。“除四害”——大轰麻雀时，母亲天不亮就起了床，到各家各户检查落实情况，为轰麻雀母亲不顾两只小脚，登着梯子上了自家房顶，在一片锣鼓喝喊声中，和邻居们一起挥动着绑着破布条的竹竿。
回到唐山后，父亲的工作开始稳定——在市公路交通部门上班。父亲是个急脾气的人，母亲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总免不了有磕磕绊绊。但每次吵完架后，母亲总是一如既往，对父亲非常关心。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按国家政策享受每月二斤黄豆二斤红糖的特供，记得母亲每次把东西领回来，在分给全家人食用前，总不忘提前分出一小包留给父亲，并特意嘱咐我们几个孩子：“这是给你爸（你爷）留着的，谁也不许动。”从我记事起，父亲每次下班前，母亲总是提前备好饭桌，温上小半壶酒，摆上一小盘花生，专等父亲回来享用。有时我在旁边看着眼馋，总想偷偷抓几个花生米吃，母亲每次看见都会把我拽开，用袖口轻轻抽打我几下：“你爸爸吃了能挣钱，你能干啥？”倒是父亲总是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塞给我几粒。
1960至1962年的“灾灾年”——居民粮食定量、主副食品凭票供应。当时我家人口较多，除父母外，还有一大帮小孩——我、妹妹、2个侄子和1个侄女。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都很大。为了不让我们身体亏着，母亲总是尽量从自己嘴里节省。我记得，当时家里吃饭是一个短腿大圆桌，每次开饭前，母亲总是把蒸好的黑白薯面窝头按孩子个头大小分配，大孩吃稍大一点儿的，小孩吃稍小一点儿的，最小的一个窝头母亲留给自己。吃粥也是这样，每个孩子一碗照见人的稀粥分完后，最后剩给母亲的准是一小碗。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不懂事，有时吃完饭往往还向妈妈（奶奶）喊“饿”，这时母亲总是没好气地说：“再饿，再饿就吃我吧。”灾灾年母亲瘦得皮包骨，我清楚记得母亲腿腕处只有擀面杖粗细。
即便这样，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总是疼爱有加，特别是对我——孩群中最大的一个。一次过年前夕，母亲用全家肉票买了一个猪头顿好放到厢房等着过年，为防止我们几个孩子偷吃特意把门锁上。那知我一见猪头肉早就谗得流口水，偷偷扒开窗户溜进去抓起猪耳朵就咬了两口。母亲发现后知道是我咬的，她故意先问其他孩子，都说不知道，最后母亲拿着被咬的猪耳朵要我对牙印，我由于心虚不肯对，母亲只是冲着我难过地笑了笑，并没有过多责备。当时我十分淘气，经常惹母亲生气，有时母亲拿笤帚疙瘩追着打我，我跑得快，母亲脚小追不上，往往气得在原地连连跺脚。但母亲毕竟是贤妻良母型的人，过后往往为气头上的事感到后悔。我清楚记得一天清晨起床前，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躺在床上聊天，母亲说到打我们的事时，不无愧疚地说：“以后我再打你们，千万别傻等着，赶快跑。”
1957年底，在省工业厅工作的大哥被划成右派，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使我们全家一下陷入灾难般得痛楚中。大哥下放到保定安新县北青农场劳动教养，一连几年家里得不到一点音信，那些年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屋里叹气，念叨大哥。一次，我在里屋睡觉，听到母亲又和二哥谈起大哥，母亲不无焦虑地说：“你大哥这个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文革开始时，大哥作为摘帽右派送回原籍务农。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大哥在村里被关押起来，当时我和二侄给大哥送饭，每次临行前母亲都不忘嘱咐：“告诉你大哥，有什么交待什么，心路放宽点。”大哥解除关押后，一度在生产队监督劳动，大哥因随时准备挨斗，大热天出门总是穿着一件破棉袄，一次母亲望着大哥骑车远去的背影，心疼地跟我念叨：“你大哥呀，这辈子算是死半截子了。”
文革开始后，我家附近不断有人遭到批斗，三天两头有敲锣打鼓戴高帽子游街的，有的人家门口大字报糊满了墙。母亲这时整天提心吊胆，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生怕家里人有谁出点儿什么事。不久，我二嫂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学校受到冲击，当时二嫂正在坐月子，母亲怕二嫂有什么意外，时常做点好吃的给二嫂送去，嘱咐我二哥，有什么算什么，让二嫂别往心上去。当时我正上中学，看到别人加入红卫兵很羡慕，回家就埋怨家里出身不是“红五类”，母亲每次听到这话都没好气：“你爸应该扛脚行，你妈应该缝穷是不是？可你没那个命！”“破四旧”时，母亲把家里的一对掸瓶趁着天黑偷偷给砸了，父亲的旧字画、古旧书籍还有解放前从昆明带回来的美金也都统统扯巴扯巴塞进火炉里。从我记事起，母亲的头型就是一个发髻，“破四旧”——我亲眼看着母亲把发髻抖落开，拿起剪刀“咔嚓”几下，发髻变成了齐到脖根的短发。当时母亲57岁，头发已经灰白，当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梳着和脸型并不协调的短发型时，不禁从心底感到：“妈妈真的老了”。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7：2009年12月19日，纪念母亲百年诞辰，二哥（左二）、大侄（左四）、二侄（左三）、三侄（左一）在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园门口合影。（作者摄影）
母亲，不能忘却的纪念
图8：2009年12月19日，家人为母亲献的“百年诞辰纪念花篮”摆在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墙底下。
三．善理家务 突兀离世
母亲一生勤奋、节俭。在家里，父亲的工资全都交由母亲支配，但母亲从不乱花一分钱。文革开始时，我在广州串联从广交会上买了一桶柠檬汁带回家，母亲认为这是“奢侈品”，一连数叨我数日。在我印象里，母亲无论寒冬还是盛夏，在家里总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无休无止地干活。母亲平时爱听评剧、京剧，对《杨三姐告状》《秦香莲》《搜书院》《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小二黑结婚》这些传统剧目情有独钟。母亲擅长养花，院里常年种着夹竹桃、茉莉花，屋里屋外一年到头花开不断。母亲富有老唐山人的特点——擅长厨艺，能做一手可口的饭菜，当年在老家吃惯我母亲作饭的我叔叔，多年后还在夸赞：“就爱吃嫂子做的饭”。或许是受骨科世家的影响，母亲还会简单的推拿医术，附近邻居筋骨有些轻微的磕碰，经常找母亲给抻抻揉揉。母亲的记忆力很强，常给我们讲一些陈年往事。我小时候，家东边三里地开外的农田里有一个“大白坟”，砖混结构，是民初时期的坟墓。母亲常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看到的“大白坟”主人家过生日时吹洋号敲洋鼓的气派场面。我家附近有一座古刹常明庵——附近居民叫它“老姑子庙”，是座唐代建筑。据母亲讲，当初建“庙”时剩下的银子就地埋藏起来，具体什么位置建庙人说了，不在庙前就在庙后，不在庙左就在庙右。这座尼姑庵过去烟火很旺，里面曾住着几十个尼姑，解放后小尼姑们陆续出嫁，到我记事时只剩一个老尼姑，叫云龙，固守着这座大庙。当时她已年近80岁，推着光光的头，腰弯弯的，经常一个人拄着拐杖到庙南面的大坑放鸭子。她大概是一个人生活孤单，为撑门面还养了几只大狗，出门时这几只大狗都脚前脚后跟着她，我由于害怕这群狗，每次见到老尼姑都躲得远远的，认为她很“凶”。但母亲每次提到老尼姑都很怜悯，说老云龙命苦，从小没爹没妈，七八岁就到了尼姑庵，那么小的岁数，大冬天两只小手冻得像馒头似的，天不亮就得起来，乍着胆子做饭扫院子。
在我记忆里，母亲没有上过什么学校，但她粗通文字，有时一张报纸能短短续续念下来，这一点和当时的同龄妇女相比已经很不简单。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虽然十分关爱，但从不溺爱。为了锻炼我们的自立能力，很小母亲就教我们起床后自己叠被子，鞋袜脏了自己到附近的水泵去洗。五六岁时，一次母亲教我扫院子，我还天真地向母亲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要是总这么扫，院子还不扫出个大坑？”
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往往能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上升到理性高度去认识。母亲经常说： “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张口东西少养活。” “爷们儿脏脏一个，娘们儿脏脏一窝。”今天我们这些晚辈聚在一起，还经常温习母亲这些话语。现在回想起来，“张口东西少样活”这句话，还是母亲从我小时侯饲养小动物没有“长性”总结出来的。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养蚕，开始感到很好玩，采一次桑叶能喂好几天，也不费事。可后来随着蚕慢慢长大，桑叶越吃越多，这时我已失去了当初热情，桑叶渐渐供不上了。一天放学回家，我见母亲正对着养蚕的笸箩发呆——笸箩里已没了桑叶，这些蚕正一个个探着半个身子等着喂呢。见我进来妈妈没好气地说：“不叫养你偏养，看把蚕饿的。”我这才不情愿地拿起布兜，跑到几里开外的文化宫去采桑叶。
母亲在我们儿女心目中形象是这样高大，以至让我们感到：“我永远离不开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关爱我们这么多年的母亲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却是那么的突兀和猝然，以至最后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甚至我二哥、妹妹连她老人家的最后遗容都没能看上一眼。1976年7月27日，那天中午我从工作地点——丰润县城关开完会骑车回了家。一进院门，看见穿着黑水洗绸短袖衣的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扇着扇子。见到我母亲很高兴，笑吟吟地对身边的侄子说：“你老叔真有吃路，刚买来带鱼就回家了。”这次回家，我主要是为和老同学焦今医商量事情，因为我俩在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因说话遇到了共同麻烦。晚饭后，我没顾和母亲多呆一会儿，就匆匆去找焦今医，直到将近夜里12点钟才回到家。我轻轻推开屋门后，怕惊动父母倒在炕上便睡。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发生时，我被巨大的爆裂声惊醒，刚翻过身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被倒塌下来的废墟深深埋在了下边，一丝也动不了。当时我听到旁边的母亲发出“呵呵呵”的痛苦呻吟声，过一会儿就没声息了。事后我才知道母亲被一块石头砸中了脑袋，连鼻骨都砸塌了。天大亮后，当我和侄子几个人把母亲扒出来时，早已断了气。
这次大地震，我家共有6名亲属罹难。几天后，我和两个侄子把母亲和侄女艺茹、侄子艺华三人的遗体用军用遗体塑料袋装好，在家附近的刘屯小学院内三棵大槐树下刨了三个坑掩埋。不久我就被单位召回抗震救灾，一直快入冬时才又回到唐山。这期间，随着市里统一组织的清尸工作展开，母亲及侄子侄女的遗体早已被清尸队运走，至于在那里掩埋无人知道。如今，每次想到母亲大地震遇难的情形，我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她在1966年年初邢台发生大地震时说过的一句话：“将来我要死了，就把我向野外一扔。”母亲说这种话，很大成分含蕴着对当时“极左”政治形势的悲观和不满，但母亲每次说这话我都忍不住和她争辩——因为母亲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话都太不吉利，太伤儿女的心。可谁会想到，这句话竟“一语成谶”——真的在母亲身上应验了，从而在我们这些后世子女心上留下了永远的痛！
2009年12月26日完稿
下一篇: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座谈会举行 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
网上祭奠已逝亲人进入：祭奠网 http://jidian.zupulu.com
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