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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季承追忆父亲季羡林

    ——和父亲谈心(上)

    父亲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就要一年了。按我们的计算方法,您马上就要到一百岁了,这是您向往而又不满足的岁数。凭您的感觉和愿望,您至少要活到108岁,茶寿嘛,您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目标。可是您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突然地走了。据我想象,在您去的那个世界里,人是不能再增加岁数的,去的时候是多少岁,就永远是多少岁了。这样说起来,您要比老祖、我妈妈都要大很多岁了。他们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这说明您比他们更长寿。在那里,除了老祖和我妈之外,你会见到婉如姐和颐华,呃,叔祖父、祖父自然也会见到。您的母亲呢,她一定在那里等您,已经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虽然,您肯定不认识他,可是总会相聚的。你们母子一见面,你那“永久的悔”就可以消失了。至于其他的亲人,您也能够和他们相见,可是,恐怕只是相见罢了,不会有什么交往和走动。那边一定很安静,人虽然很多,但每个人都独居一处,顶多夫妇住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活动。虽然环境安静,也没有家事和社会事务的烦扰,可是您也不能再做什么研究工作和写作了,您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或许可以想着些什么,至于写字,“爬格子”恐怕是不可能了。

    回想在您生前,我们父子相聚的时间也短。按我的岁数,在七十几年里,我们能够比较接近的时间,算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细算起来,则更少。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住在中科院中关村的宿舍,和您相距不过百米之遥。从那时起到1995年我们暂时分手,大致是40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从1962年老祖和妈妈来到北京以后才有较多机会见面。而从1966—1976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看看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接近!

    接近的时间短,容易造成隔阂。我承认,您在世的时候,我和您交流不够。我不能像正常的儿子那样,向您敞开胸怀,倾诉我的心思。当时我并不明白,您为什么情愿孤身一人住在公寓里。您那公寓,窄小拥挤,北风一起,卧室就布满了灰尘,没有人给您清扫。你睡觉的屋子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寒气长驱直入,您只能卷曲而卧。虽然,我给您糊上了窗缝,但是也没有很大的改善。您常年吃食堂,衣服自己清洗,可以说一切自理。为什么这样生活呢?您不是有夫人吗?不是还有其他亲人吗?儿女也都在北京,为什么独自一人过那样伶仃的生活呢?……那时,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正好对着您的公寓。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的时候,看见您书桌上透过绿色的台灯罩发出的光,知道您在做学问,屋子里一定很安静,可是细想起来您多么孤独呀!

    那时,我和姐姐就想把妈妈和老祖接过来,和您团聚,可是我们不敢向您提出,不知道您会怎样回答我们。每次我和姐姐去看您的时候,事前都商量好,要向您提出这个想法。可是到了您那里,我们两个都没有勇气说。有一次,我们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果不出所料,您很冷淡地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于是我们像浇了一头冷水,从此不敢再提这个问题。

    可是,我和姐姐并不甘心。后来,大约是在1961年下半年,我们想出了一个让您勉为其难的做法,一下子就把老祖和妈妈接到北京来了。那时我住的宿舍比较空,就把他们安顿在我的宿舍里。他们还把二姑的儿子常永德带来了。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就此实现大团圆,而是想让您和亲人们有更多的接近,增进感情,为以后的团聚创造条件,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您的反应。当时我是做了这样打算的,如果您就是不肯答应和母亲他们团聚的话,我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过。这样做,我们没有同您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应该向您道歉。可是,出乎我和姐姐的意料,您对我们的做法并没有表示多大反感,相反还表现出某些程度上的接受和容忍。您到我的宿舍来看望他们,还请我们去吃福利楼的四川饭馆。记得,他们做的干烧桂鱼和麻婆豆腐,真是叫绝。您还和我们一起游玩北京名胜。老祖和妈妈心里非常高兴,在北京过了很愉快的一个多月。我见我的试验成功了,便酝酿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这里也要向您表示歉意,这个计划我也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很快,1962年上半年,我就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将我祖母和母亲的户口从济南迁到北京来。不料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特批的。我和姐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您,我们害怕您生气,可是您却默默地接受了,虽没表现出怎样的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现在看,您又是在容忍了 。我和姐姐大松一口气。现在想起来,却是让您勉为其难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咱们家庭的团聚,还是给您带来了不能说幸福但至少是安慰和关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祖母和母亲伴随着您,对您来说不是十分宝贵的嘛。您对我们姐儿俩的冒昧或者甚至鲁莽采取原谅的态度,这使我和姐姐非常感动。这样您和我们总算有个家了。您或许觉得,我和姐姐为祖母和母亲考虑的多了,可是难道我们不也是为您考虑吗?

    说到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有办法使家庭形式上团聚,可是的确没有办法使您和母亲在感情上真正团聚。这一点我们始终没有做到、没有做成功。您和母亲的婚姻,真可谓先天不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你们结合的来源。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可以说,您在感情上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母亲。难道是因为当时您没能够得到意中人“荷姐”吗?难道您对我的母亲有什么不满吗?究竟是为什么?我和姐姐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您又这样容忍自己的婚姻,可以说始终不渝。我们理解您的想法,那就是为了求“仁”。也是同样的原因吧,您拒绝了可能是您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使伊姆加德终生等待。您回国了,和我母亲厮守了终生,可是我母亲却继续守候,不是守候您这个人,而是守候着您对他的感情,直到她去世。那您呢?您对这种情形十分无奈,不过只是无奈而已。在这中间,最令人起敬的是你们三人对这种情形的态度:伊姆加德始终无悔,母亲始终无怨,您则是始终无奈。可以说,你们三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君子,都已经“成仁”了。对于您,无奈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恐怕也是最仁义的答案了。否则,怎么办呢?我这样说,您觉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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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和姐姐对您在和母亲的感情问题上有误解,特别是最近我检索您的遗稿时发现了您写的一篇未成稿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加深了。您那篇稿子的题目是《最后的抚摩》,在里面您是这样写的:“老伴卧病住院,已经将近一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有时能认人,有时不能。我时不时地去看她……十二月五日早上,我照例到大图书馆去,已经到达时,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病房。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 ,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后面还有几句描述您孤独心情的话,但整篇文章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发表。不过,就是这短短的几句文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段文字,表达着您对母亲的温存,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知道您还抚摩过母亲的手!这告诉我,您对母亲并不是完全冷若冰霜。可是,为什么您没能够把文章写完?是过于激动,过于悲伤,还是没用勇气。不管怎样,这种情况,不免使我感到您在对待母亲上仍然有某种隔膜,某些勉强。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对呢?

    (全文收入《我们这一家——儿子眼中的父亲季羡林》一书,即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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