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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的纪念:母亲最后的日子

    母 亲
    印度·泰戈尔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在我游戏中间
    有时似乎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当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里晨祷的馨香向我吹来象母亲一样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当我从卧室的窗里
    外望悠远的蓝天 ,
    我觉得我母亲凝注在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母亲最后的日子

    上 篇
    2004年8月2日下午6点10分(农历甲申年六月十七日未时),母亲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大约10分钟前,我还在母亲房里。母亲侧卧在床上,我为她扇了扇风,用扇子赶走了帐子里的蚊子,又给她揩了揩脸上的汗;她疼痛的叫喊了半天,现在稍稍平静下来。父亲在后院厨房里做饭,煮好了蟮鱼汤,端来喂给母亲吃。海芝也来给父亲帮忙。父亲和海芝进房时,我就出来了,因我见母亲稍稍平静下来,悬着的心也稍稍放松了些,于是来到楼房前的小卖部旁,和小燕说话,半天的紧张与担心,这时被轻松感代替了。
    手机响了,我掏出来翻开盖一看,是海洲从武汉家里打来的,这时是6点零8分。“姆妈现在怎样?”海洲问。“中午只吃了几口稀饭,又喊疼,吞了两颗曲玛多(止疼药),现在好些了。海芝在喂她郎吃。”海洲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些,说:“刚把肖旸和张琳送上火车,才回来。”我知道,肖旸去桂林旅游,是下了好大决心的,主要是担心奶奶的病情,奶奶病情不危急,他们去旅游就放心了。“奶奶看来还不要紧,让他们高高兴兴去玩吧。只要她郎能吃点东西……”“大哥,你快来看看,妈怎么啦……”我的话还没完,就听海芝急匆匆地跑出来喊,“我刚还给她郎喂了两口冬瓜鳝鱼汤,再就……”我边听边对着手机说:“你不要关机,姆妈可能情况不好!”我一边说一边急走到母亲床前,“姆妈,姆妈!”我喊。“姆妈!姆妈!”海芝喊。“刚还吃了两口……”父亲急急地说。我俯身一看,母亲先前疼得总是抽搐的脸,现在平和了许多,眼闭着,脸上.手臂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我用手指揿了揿母亲的眼睛,没有反应,摸了摸母亲的手,凉凉的!“她郎已经走了!”我说。“奶奶,奶奶!”父亲喊。父亲平时总是喊母亲:肖潇的奶奶,肖旸的奶奶,小逸的奶奶。“姆妈!姆妈!”海芝还在喊。“她郎已经走了。”我对着手机急急地说,刚才这一切,海洲已经从电话里听到了。说完我立即关了手机,这时是6点零9分58秒。
    “快,把她郎移到堂屋里!”虽然我说母亲“已经走了”,但是父亲.海芝和我都相信母亲还没有最后落气。望珍幺(湾里一个专给临终的人“引魂”.沐身.穿衣,做送终一类事的人)几次叮嘱过,母亲落气前就要把她郎移到堂屋(客厅),这样,从堂屋送她郎出去就只经过一到门槛;如果停放在现在的小房,就要出小房,经过大房.堂屋出门,过四道门槛,而这是忌讳的。三妻爷.有香妻爷也多次说过。我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因果之类的事,但是在家乡风俗上,我宁愿从众,让活着的人们安心,不再平添担心和痛苦。母亲去世后,灵堂是设在老屋还是新屋(现在的楼房),是有过商议的。原先,我想设在老屋,因为祖父祖母的像放在那里,母亲去世后,把灵堂设在老屋,在那里举办丧仪。但后来想,老屋没有人住,父亲在那里喂了几头猪,破烂不堪,屋外长满了杂草,人都走不进去,怎么接待来吊唁的亲朋,举办丧仪呢?于是我决定还是在新屋为母亲送行。父亲起初也说要在老屋,三妻爷极力反对,说:“她郎辛劳一辈子,现在住新屋,如果真的过世,就应热热闹闹在新屋给她郎办事。”刚好昨天我和海芝把楼房客厅打扫了一遍,把父亲卖剩的猪饲料抬到一边,扫去蜘蛛网,扫去墙上灰尘,地面墙脚喷了“灭害灵”。因为我们当时想,母亲可能时间不多了,没想到今天母亲就离我们而去。
    “床呢?小绷子床呢?”我急着问,堂屋里要放一张绷子床,这是先就商议好了的。“是你搬走了的,你放那里了?”父亲也急起来。是了,我想起来,上一个星期天,把母亲睡的床和棉絮被子都搬到院子里晒,临时把小绷床搬进来母亲躺过,当晚我就搬到楼上去了。于是我飞快地冲上二楼,把绷子床搬下来,搁在堂屋里,接着铺好床单。我气喘吁吁,和父亲转回房,海芝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我抱起母亲,我左手伸到母亲背下,右手托着母亲的双腿,就这样把母亲托起来。我紧紧地托着母亲,母亲面容平和,穿着黄色的秋衣,红色的秋裤——是父亲中午给她郎换上的,母亲靠在我胸前,我站稳身子,托着母亲,母亲被病痛折磨得只剩皮包骨,可能不到五十斤重!只有母亲抱过我,托过我,我却从来没有抱过母亲,现在母亲离我而去,我抱着我的母亲,我觉得她那么轻!她对于我们恩重如山,她却这么轻,在我胸前!她曾经美丽的,结实的身躯,她曾经肩负多少重担的身躯,就这样轻,这样轻地在我胸前。我双手托着我的伟大的母亲,走到堂屋,安放在灵榻(小绷床)上,紧接着,把早已准备好的母亲的像放在灵台上。海芝还在喊:“姆妈!姆妈!”但是,母亲是永远不会再答应了。
    接着,紧张地料理后事。先是喊了桂枝幺,又喊来了有香妻爷,这两个婶婶一直关心母亲的病情。望珍幺也来了。她们给母亲檫洗,换衣。让人着急的是三妻爷不在家,在紧要时候却到沙市红艳那里去了。我们大家庭兄弟姊妹九人,都已在外成家立业,沙市.武汉.广州.仙桃,平时只有爸爸妈妈.二爷二妻爷.三爷三妻爷在家。今年春节过后,二爷二妻爷到仙桃恒波那里带小孩,屋里就只有四个老人了。三爷的楼房离我们还隔五家,平时大家庭的事,就是三妻爷拿意见定注意,可是现在她郎却不在家。好在先有准备,几位婶婶为母亲找衣服找鞋子,一一穿戴停当。
    在她们忙碌的时候,我渐渐冷静下来,安排一桩一桩事情。
    6点16分,给海洲通电话,告知现在的情况。海洲说,他马上告知三洲,三洲到咸宁出差去了,当晚赶回武汉。
    6点19分,给我供职单位的同事打电话,告知我母亲去世的消息,要他们到沙市冷库买冰块尽快送来。农村没有冷藏条件,在七月上旬,我们就耽心母亲在大热天去世后的遗体存放问题,我曾骑自行车到郑场殡仪馆了解防腐问题;又到处打听冰块降温的事,后得知沙市冷藏库有冰块卖,我将情况告诉了学校的同事,一旦需要,就请他们帮助办理。现在就请他们立即送来。
    紧接着,打电话告诉传新.肖潇,肖潇两天前刚从外地回沙市;打电话告诉想芝.杨川;打电话告诉易虎.红艳。天已晚,没有车,他们明天回。红洲在广州,海洲打电话告诉他,还告诉恒兵.恒波,还有恒文。
    升元小爷来了,升槐小爷和银兰妻爷来了。请升元小爷和殡仪馆联系,来给母亲遗体注射防腐药,不一会来了一男一女两人,他们说需打两针,还要在腹部放塑料袋装的冰棒降温。这两天是今年最热的时候,气温高达38度,防腐是最重要的事。人们围在母亲灵榻前,那女的做好了准备,拿着注射器正要注射,突然海芝叫了一声:“不能打!”“为什么?”“我母亲还没有死,你们看,脸.手都软软的。”“她郎已经死了!”“叫大哥过来,他是主事的,让他说一句。”我过去仔细端详母亲,母亲躺在床上,面容是那样平和慈祥,没有丝毫的死的恐怖。母亲静静地躺着,好象经过了长途跋涉,到达了终点,平静地休息了。母亲静静地躺着,她曾千辛万苦,心力绞瘁,挣扎前行,现在似乎到达了终点,心安了还是未安,不管怎样,她现在像是平静地睡着了。她微闭着双眼,嘴角似乎有一丝笑意,就这样安详地睡着了。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母亲的额角,说:“打吧。”接着又找人到处去买冰棒。到9点半的时候,我的同事从两百多里外的沙市把冰块送来了,我对他说,你回去,明天再送几块冰过来。
    母亲灵前的香烛点起来了。望珍幺说,要给母亲烧7斤3两纸,因为母亲今年73岁(母亲诞辰:农历壬申年即阳历1931年九月二十三日卯时),就要烧7斤3两纸,其中3两纸的纸灰安葬时撒在墓坑。照着做了。又放了一挂鞭,把母亲逝世的消息告诉人们。
    紧接着,就是安排吊唁和葬礼的事。我用电话通知亲戚:运庭哥及舅老表们,长青及姨老表们,几位姑妈和表弟们,没有电话的,派人通知。表弟亮伢子来了,一个月前我就对他讲过,如果舅娘爸去世,招待吊唁宾客所需的一些物品由他办理。因他在毛嘴街上开杂货副食批发部,办起来很熟,这省了我好多事。于是和他商议,搭棚,煤.米,桌凳锅灶,碗筷,调料酒水等明早备齐。联系厨师.采购鱼肉菜料.酒宴安排以及“支笔先生”一类事,则交由升槐小爷办。还有三妻爷明天回来,负责准备孝衣孝布等。虽然我和弟妹们常年不在家,因有这些人办理,也就比较顺当了。又商量了请鼓号队.“点歌台”.腰鼓队的事,就已经很晚了。
    晚上10点钟,海洲回来了。我们又把一些具体事商议妥当。夜里,海芝.海洲和父亲守在母亲灵前。母亲病后一直是父亲照料,他现在必定十分悲伤,75岁的老人,还执意要整夜守在母亲旁边。
    可是我却上楼到我房里睡觉了。这两天悲急累交织,我身心疲惫,明天后天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只得休息了。

    中 篇
    夜里我躺在床上总睡不着,母亲和病魔抗争的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
    大约是2003年元旦,恒兵结婚,我们兄弟姊妹回家喝喜酒。那时发现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背也弯了,站不直吃不下饭,说是不想吃。升玉小爷说,她郎气旋(气喘)得很。于是我和海洲,还有传新张琳,把她郎弄到潜江医院检查。我们以为是高血压引起的,查了脑电图.心电图,结果没有什么大毛病,只认为是胃病,开了两百多元钱的药就回家了。海洲说,母亲在武汉引肖旸时,一餐吃一大碗饭,喝一碗汤;从黄埔路走到青年路,步行到海芝家.三洲家,都不觉累。从武汉回来这几年,生活差了,还帮爸爸弄地弄猪子,劳累了,身体差了。
    我们只认为是胃病。春节回家,母亲仍然吃不下饭,说是吞不下去。我们一回家大人小孩就是二十多人,母亲还要给我们弄饭,照料这个照料那个。大约年三十那天,母亲上三楼(那只是放杂物的地方)给胡爹妈爹烧香(母亲把祭祀祖父祖母的香烛台供在那里),现在想来,是母亲认为自己的病总不见好,于是祈求胡爹妈爹保佑。过了初四,我们又各奔东西。我和传新.肖潇,还有红洲.小周(他们取道沙市去宜昌)到沙市,于是顺便把母亲接到沙市检查。到沙市后,母亲住在想芝家里,仍不想吃,而且喊背疼,说想芝弄的硬板床把她的背顶疼了。吃了止疼药终不见好。到荆州一医重新做心电图脑电图,说没什么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海芝打电话来说,可能是因为母亲因悲伤引起的,德香幺前年去世了,舅爷爸去年去世了,母亲的两个亲兄妹都去世了,她郎是送走了舅爷爸病开始重的,可请算命先生给母亲“算一算命”,给他50元,让他说些宽慰的话,母亲或许信了,病也就会好些了。这倒是个主意。我对母亲说,明天我带您去游章华寺,那里有大菩萨,母亲高兴的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带母亲又到医院,打算请医生看看后就去章华寺。医生建议做胸透,结果发现胸腔积液,接着做CT,拍胸片,再接着就住进了荆州一医的呼吸内科。
    病房在住院部的8楼。看楼道刊出的医生照片和简介,知道黄主任和陈主任都是医术高明的医生,于是心里也宽慰了些,似乎母亲的病有指望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上午管床医生小魏说,今天给母亲抽水(抽出胸腔积液),先做B超确定针刺位置。我说:“姆妈,我叫护士来,用车推您去B超室。”母亲说:“我能走的。”于是我带着母亲出病房,乘电梯下楼。她不要我搀扶,佝偻着腰,穿过住院部院子,绕过食堂,来到门诊大楼,从楼梯上到三楼,来到B超室,排队,做B超。拿到结果后又下楼,穿过廊院,等电梯上楼,回到病房。这么一去一来,母亲哼都没有哼一声。下午抽水,小魏和几个实习生来到病房,空气紧张起来。医生让母亲坐在椅子上,面向椅背伏着,掀开后背衣服,消毒,用很粗的钢针从右背肋骨间隙扎进去,慢慢推进麻醉药。扎针时,我看到母亲身子微微一颤,我的心也陡地一紧。接着医生用100毫升的注射器套在橡皮管上,通过刚针往外抽水。第一管抽出来了,我一看,是血红色,直觉不对劲,见医生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情况很不好。一共抽了14管,800多毫升。母亲一动不动,就那样坚持着。抽完后,母亲躺在病床上,很清醒,没有觉得痛苦。晚上,母亲对我说,你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我说叫想芝晚上来照护,母亲说不要,想芝来了就叫她回去,这病房里还有病人,有人做伴,还有医生护士值班,有事我会叫她们。母亲是个坚强的人,我知道她能自己照顾好,也就让她自个儿躺在病房里。
    又把抽出的水送去化验。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虽然没有直接查出癌细胞,但那些数据已经足以说明是癌了。黄主任把我叫到医生值班室说,母亲是肺癌,右侧胸腔积液,这种情况长能活9个月,短只能活3个月。这样的结论,是我最担心的,最不想听到的,但是偏偏就是了。我把痛苦和担忧担忧藏在心里,满脸轻松地回到病房。母亲躺在床上,眼睛里露出疑惑和忧郁,我连忙说:“医生说不要紧,是胸膜炎。”母亲脸色也就轻松了,说:“胸膜炎,抽了水就好了。”母亲听说过胸膜炎,知道抽了水,打针吃药就会好。这以后,她一直认为她是胸膜炎,直到去世。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洲.三洲,他们都说要尽全力治疗。过了两天,又抽了一次水。海洲从武汉来,商量如何医治,又访了几家医院,议来议去,最后决定不做化疗,因为母亲年岁高,化疗身体受不了,说不定会使病情加重。又过了两天,母亲身体好些了就出院,在沙市康复医院买了1600多元的中草药,回家治疗。
    从那以后,每过两三个月,就要到荆州一医住院治疗。因为每次住院抽水后过不了两个月,母亲胸腔又积满水,背部又胀疼,又气喘,又吞不下饭,所以我又不得不回家把她郎接到沙市来住院。这样前后共5次。父亲心情沉重,说:“吃了这么多中药也不见好。”“只要把水止住就好了。就象田沟里的水,总是渗过坝来。”母亲倒还开朗,她总是自己找原因:“中药喝多了,水自然就涨的多。”“摔了一跤,刚好把背跌了,就又有水了。”
    我们没有时间陪护母亲。海洲.海芝.三洲在武汉,是没有时间来的了。我在单位负责,事情多,传新要上班上课,想芝忙着跑她的保险生意,杨川要上班,红艳易虎也有他们的事;于是我们只好轮流给母亲送饭或买饭。大多数时候是杨川.想芝把饭做好送来。母亲每次住院都要做B超.抽水.化疗,而且是隔两天再做一次,在这些时候我是必须陪护的,其他时候母亲只好一个人在病房里。每次我去看护母亲,他都很愉快,好象全然不担心自己的病。母亲很能说,平时跟病友聊天,滔滔不绝。我的同事去看望她,送去鲜花水果,她显得很精神,话更多起来。同事们说母亲思维清晰,说话有条理,不象乡下人。在医院住的时间多了,母亲跟医生护士熟起来,有时护士来给她查体温,或是告知做化验,她硬是不肯,说:“有什么好查的,她们就是要钱。这都是要钱的!”我暗暗好笑:您查不查,那钱都算进住院费里去了的。
    母亲常念叨看病花了钱,说到谁家盖了楼房,就说:我看病的钱可起一座楼房了。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碗猪肝汤,她用筷子拨弄碗里那几片猪肝和几片波菜叶子问:好多钱?我说5块。她说,好贵呀,再不买了。还说就到楼下打饭,5角钱的饭,5角钱的菜。母亲想吃发糕,我买了来,1块钱6个,她吃了4个,说这两个留到中午吃。母亲看病是需要很多钱,但是母亲的生命岂是能用钱来计算的!因此我们尽力为母亲医治。我们兄弟姊妹没有在医疗费上计较,都主动拿出钱来,当然海洲出的最多了。此外母亲在我的单位还可报销小部分住院费。这样大约4万多的医疗费用,我们没有感到太大压力。
    为治母亲的病,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红洲在广州推销药品,认识一个治疗这方面疾病的中医专家黄教授,特地把他接到毛嘴家里,给母亲诊断开药方,中西医结合治疗。海洲在武汉同济.协和医院访专家教授,买了很贵的药一直给母亲服用。后来,海洲坚持要用黄教授的办法,用引流管沥干胸腔的水,再大化疗药。但荆州一医不能做。我从母亲的病情实际出发,只主张按原方法治疗,为此我们多次争论。事实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案,都不能延缓母亲的生命。母亲第五次住院时,医生护士都很惊讶:这个老太太又来了,竟然还活着!我问黄主任有何办法,黄主任无可奈何地说:“你母亲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尽了心我们也尽了力。”
    果然,2004年2月11日母亲最后一次出院,不几天病情就恶化了。父亲来电话说母亲半身不能动了,而且非常疼痛。海洲从武汉回去给她郎弄药,听说潜江有一个医生专卖止疼活血膏药,买来给他郎贴;听说本村四队有一个人会按摩,于是请他来按摩;毛嘴街上有人大做广告卖治风湿痛的药水,父亲花80块钱买了一瓶。可想而知,这些都没有多大效果,而且母亲疼痛越来越厉害。母亲怪罪三爷,说自己半身不能动是三爷打吊针打坏的,当然我们谁都不会这样认为。母亲出院回家,就是父亲照料,三爷给她郎打针吃药。母亲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我们只和三爷商量,父亲是不知道的。我们想,可能是癌细胞转移,但是从以后的症状看,也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总之到最后也没有定论,只是后来曾用治脑血栓的药显出效果时,我们更偏重于后者了。
    大约是3月20日,我回家,一是看望母亲,二是顺便到仙桃,为恒波提干的事找我的同学。上午10点左右我刚到家,一走进母亲的房,就听父亲说:“想洲回来了,想洲回来了。”米芝说:“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米芝是姨表弟长青屋里的,这些天常和表妹翠红来照料。我看见母亲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见我回来,用急切盼望的眼光看着我。“她郎等你回来把她郎送到广华医院住院。”好象我是救星,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表面平静,心里却急得难过。不一会恒波回来了,给母亲买了奶粉.橘子罐头。我说,我到仙桃给您弄药。其实我是为恒波的事去仙桃的,说完我转身出去和恒波上车走了。事也凑巧,在仙桃,原高中同学请我吃饭,听我说了母亲的事,有一个学医的同学说曲玛多可以止疼,于是和恒波买了药我下午赶回家。这药还真管用,以后好长时间母亲就是靠它止疼;但母亲最后去世,也是由于这曲玛多。
    这以后,就是母亲难熬的日子,也是父亲最辛苦的日子,两个老人就在家艰难地熬着。我们时常回去看望,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回去,星期六从沙市赶回家,星期天从家赶回沙市。海洲也抽空回去,他回去我就不回,就这样轮流着。想芝.海芝.三洲们也时常回去探望。母亲也时常念着孙儿们:肖潇呢,肖旸呢,小逸呢,杨宇呢,熊建呢?又说起恒兵恒波的孩子,说起红艳的孩子。还说,以后病好了到广州给红洲和小周引娃儿。
    其实,我回去既减轻不了父亲的劳累,也减轻不了母亲的病痛。不过我一到家,父亲和母亲总觉得宽慰了许多,母亲总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在她还能说时,就说:“你回来了?吃了么?”父亲说:“没吃我去烧火。”于是父亲到后院厨屋点燃柴灶做饭,满屋子弥漫着炊烟。厨屋里有煤炉,父亲不用,嫌麻烦;有液化气炉灶——海芝买的,很少用,怕花钱,于是只烧柴灶。我打扫母亲房里,拖地,整理衣物药品;又摇井水洗锅洗碗,把厨屋打扫干净。父亲把饭也烧熟了:煎了半碗鲫鱼(都是两三寸小鱼,父亲说比大鱼好吃),炒了一碗茄子,还有粉丝腊肉汤——这是专门给我弄的,父亲好象觉得我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似的。先弄的母亲吃。父亲把各样菜都盛上一点,端到母亲床前,把母亲扶起坐在床沿,一口一口喂给母亲吃。母亲很难咽下,父亲边喂边说:“肖潇的奶奶,吃一点,吃了好得快。肖旸的奶奶,多吃一口,好呀,还喝一口汤。小逸的奶奶,您郎好些了,我就用三轮车拖着您郎,到毛嘴去逛,到开线(指湾南千米左右生产队的农田,父母亲几十年就在那田地劳作)去看。”父亲多次对左邻右舍说,只要她郎活着,就是瘫在床,我也乐意服侍。好不容易喂的母亲吃完,父亲才和我一起吃饭。父亲把三个碗的菜在桌上摆好,我盛了饭就吃。“这有板凳。”父亲说,他的意思是让我坐着,好象怕我站累了。于是我们父子俩相对坐在桌前吃饭,我觉得父亲这时是多么满足。他常年在家自个儿做饭吃,母亲从武汉回来几年,两老相伴,可是现在母亲卧病在床。他在和我吃饭时,似乎感到了难得的天伦亲情。
    吃完了午饭,又给母亲喂药,打开风扇,把蚊帐掖好。母亲渐渐地睡着了,父亲坐在椅子上打了一会儿瞌睡,就到楼房前公路边看人下棋。不一会儿母亲又喊叫起来,示意我把父亲叫来。原来母亲要解手。母亲瘫痪在床后,大小便都是父亲抱上抱下。后来两个月,母亲由于长时间侧睡造成肠道歪挤,又浑身无力,大便排不出,每次都是父亲用手掏出来的。父亲对母亲的照料,对母亲的恩爱,真是无法用词句表达出来的。
    傍晚,父亲又烧燃柴灶做晚饭。先烧开水,灌了两大瓶,说:“你提一瓶到楼上,晚上用热水洗澡。”又煮了蟮鱼汤,炒菜,焖饭。饭做好,照例是给母亲喂饭.喂药.洗澡,都弄好后让母亲安睡。他又摸黑到老屋把猪食(喂猪)。夜晚,我睡在床上,隐约听到母亲疼痛的呻吟和父亲起床劝慰的声音。
    第二天我起床已是7点多了,父亲已到老屋把完了猪食,又煮了鸡蛋汤喂母亲吃完,正把母亲换下的衣服.床单放到大盆里洗。见我下楼,说:“锅里有鸡蛋,快盛地吃,不放冷了。”我问:“姆妈夜里还好吧?”“疼的半夜没有睡,又要解手,抱下床又解不出来,放到床上又拉了。”父亲说。“曲玛多还有没有?”我见止疼药不多了,吃了一碗鸡蛋面条,就骑车到毛嘴买药,顺便买了些菜回来。
    因单位有事,我准备11点钟动身回沙市。见天气很好,父亲说把母亲弄到客厅坐一会:“人是要活动的,老睡在床上,血水不活。”于是我在客厅放了一把椅子,垫上棉袄,椅子两边放大板凳,一当扶手,二免得母亲歪倒。父亲把母亲从背后抱起,让她两脚着地,母亲左脚吃力地往前移一步,父亲就用自己的右脚把母亲的右脚往前推一步。就这样,父亲抱着母亲从小房一步一步挪到客厅。母亲坐在椅子上,面容憔悴,她那失去光泽.略带忧虑的眼睛望着屋外。屋前公路上,来往的汽车鸣着喇叭飞驰而过;路上骑车行人清脆的铃声,路边梧桐树下摊贩的吆喝声,左邻右舍人们的谈笑声,一阵阵传过来。远处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绿色。母亲望着屋外,没有说一句话,她此时已不能清楚地用语言表达。她在想什么?我无从知道。“姆妈,我来去的。”我准备到公路边搭车去沙市。先前母亲能行走时,我说去沙市,她一定把我送到路边,父亲一定把我送过公路,他们又一定眼看着我上了车,才转回屋里去。后来母亲瘫痪在床,我说去沙市,她就说:“去吧,不要担心我,我不要紧的。”再后来,母亲语言不清了,我说去沙市,他就用无神的眼睛看着我,嘴角嗫嚅着,似乎不愿意我走,父亲这时就说:“他有事,他下星期再回来的。”我就一转身走出房,后面还传来她痛苦的呻吟。这一次我说去沙市,她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看着我。她目光有些呆滞,眼里流露出忧虑和企求,脸由于疼痛有些抽搐。她没有说话。忽然,我看见她眼角有两滴泪水渗出来,我连忙蹲下,蹲在母亲面前,握着她那两只如枯枝般的手,说:“我到沙市去的,过两天我再回来。”母亲似乎点了一下头,嘴角动了动。我又连忙站起来,转身朝公路走去,我不敢再转身,不敢回望被病痛折磨的充满乞求的母亲。
    “五一”长假,我们兄弟姊妹们都回家看望母亲,这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和儿孙们在一起,我从她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容。到了6月母亲的病更重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人世。正如父亲所说:“就象麻绳,磨断的差不多了,只还有几根细丝连着,稍不小心就断了。”但是,母亲还坚持着,她还顽强地活着,充满希望。父亲仍然细心照料,我和海洲.三妻爷则在考虑母亲的后事了。
    七月,我打算和单位的同事一道去昆明疗养,同时也把肖旸带去,这是个机会。但是有担心母亲突然离开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大约10天时间,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名报了,票定了,7月18日出发。可是14日,母亲病情危险我又把票退了。过了几天母亲病情又稳定了,我有点后悔,特别是肖旸,高中学习紧张,好不容易暑假去旅游,又去不成了,很是遗憾。三洲又说要到浙江考察,我叮嘱他尽可能早些回来,把手机开着,随时联系。
    7月下旬,海芝从武汉回来照料母亲。有她在家,我就可以不回去了。昆明没去成,肖旸去了北京.上海,准备8月2日再从武汉去桂林。8月1日早晨,海芝来电话,说母亲疼了一夜,吞了两颗红丸子(麻醉止疼药),现在神志不清,脸色很不好看。我和海洲联系后赶紧回家。到母亲床前一看,母亲脸色发乌,脸有些变形,口也有点歪。但是到了中午又好些了,还吃了些饭,下午也还比较正常,所以我对海洲说,肖旸按计划去桂林。夜里母亲又疼了一夜。8月2日早晨,母亲稍好一些,吃了一碗蛋汤。中午又疼得哼叫不止,她那痛苦的声音让人揪心而又束手无策,我说,给她郎吞两颗曲玛多。我和海芝给她喂药,母亲却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她有一段时间不太相信我们,不愿意吞药。我说,这是止疼的,吞了几个月了,还是有效的。母亲疑惑地把两颗药吞下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啊啊地不知向父亲说什么。父亲说:“您郎的儿子姑娘还害了您郎?”又对我们说:“她郎说你们给她郎吞了两颗白丸子。”我说,她郎疼得受不了,不吞不行啊。谁知,母亲脸色越来越不好,脉搏越跳越快,还冒冷汗,好久才缓和了一些。到傍晚,父亲和海芝给她郎弄吃的,刚喂了两口鳝鱼汤,她郎就嘴闭着,汤送不进去了,不一会就停止了呼吸。
    下 篇
    早晨的鞭炮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知道,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匆匆洗嗽完毕,忙碌起来。按照昨天晚上的安排,各路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了八.九点钟,里里外外都热闹起来。我们原来就商议过,母亲的丧事一定要办得热闹,有场面,不要有悲伤的氛围。
    家人都回来了。传新.肖潇,想芝们,红艳们从沙市回来了;三洲们,恒兵从武汉回来了,三洲开了车回来;二爷.二妻爷和恒波们从仙桃回来了。还有红洲小周从广州乘飞机到武汉,晚上才能到家,恒文们晚些时也要从武汉回来。亲戚们都来了。乡邻们也过来了。还有我.海洲和三洲单位的同事朋友分别从沙市武汉来了。
    花圈摆在楼房前场地的两边,一直摆到了公路边。不知什么时候起,农村里老了人也时兴送花圈。“点歌台”和“号鼓队”更增添了热闹气氛。所谓“点歌台”,就象是把城里小歌舞厅搬到旷场,他们在楼房前背靠公路搭了一个小舞台,演员则是三个歌手两个乐手。开始播放了一段哀乐后,就是演员唱歌。男女歌手们轮流唱着流行的歌曲,那曲调的韵味,吐字的准确和那台风,与城里歌厅的歌手比也毫不逊色。歌声刚落,“洋鼓洋号”吹奏的乐曲又起,那小号和和赫管的颤音传得很远很远。下午晚些时,又来了腰鼓队,穿着红绸衣花枝招展的演员边跳边打着腰鼓。鼓声阵阵,彩衣飘飘。好多乡亲们前来观看。“这老太婆辛苦一生,正好享福,偏偏又……”有人说。“儿女们多孝顺啊,医了几万块钱,啧啧。”有人说。“好热闹啊,没有能比得过的了。”有人说。但是,这些母亲是看不见听不到了;它给我们的只是安慰,只是思念。
    亲人们围在母亲的灵榻前,几位幺爷(姑妈),还有想芝.海芝,坐在母亲身边。没有悲哀,她们叙说着母亲的功劳,叙说着母亲的好处。我们没有谁哭,只是翠红一来就伤心痛哭,被我们劝住了。后来“五七”后,双枝(远房姨表妹,母亲病时曾常来看望)来时,哭嚎了几声。大约她们想到了母亲的好处和苦处,也想到了自己经历的不幸,不觉悲从心来。
    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火辣辣的,屋外的桌子板凳晒得烫人,今天只怕是今年江汉平原最热的一天了。先只准备今天有7桌客,可是里里外外却有13桌。我和海洲.三洲招呼着亲戚朋友,忙这忙那,穿在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按照家乡的习俗,出殡应在明天第一餐饭即上午宴席后,那时将近中午一点。我们担心天气炎热,母亲遗体不能保持,于是决定在明天上午宴席前即9点钟准时出殡。
    8月4日,是为母亲送行的日子。早晨,小幺爷说,还是中午出殡吧,看她郎面色平和,一点都没变,完全可以在第一餐饭后出殡。我说不行,还是早一点稳妥。
    7点多钟,原本火红太阳并没有露出脸来,天上飘着薄云,路边高高的梧桐树上的叶子沙沙响。“天气转凉了!”大家经过了昨天酷热的一天,都庆幸今天将会凉一些。8点多钟,亲戚.乡亲们陆续到了。突然,一阵大风把天棚吹得摇晃起来,抬眼望去,北方的天空乌云翻滚,并急速向南边飘卷过来。不一会,远处天空象有一道天幕垂下去,而那幕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一片光亮,“岳口.郑场那边在下大雨呢!”我却不希望雨下到跟前来,我时而焦急地看天:“要是下雨,就麻烦了。”可是,风越来越大,梧桐树枝飞舞起来,叶子飘转。花圈吹倒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收拢在一起用绳系紧。搭的天棚一鼓一鼓的摇摇欲坠。大家又一人抱一根支撑的钢管,把棚挪到楼房檐边,用绳子钢管固定好,又把桌子板凳移到棚里。一道闪电,从乌云密布的天空划过,紧接着,隐隐的雷声从远处滚过来,滚到头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哗……”瓢泼大雨倾泻下来。雨下来了,我倒不急了,只有等第一餐宴席后送母亲。这真是天也有情啊,“泪飞顿作倾盆雨”,老天也来挽留母亲,为母亲送行。
    大雨下了两个多小时。11点多钟雨下小了些,开席邀亲朋入座,宴后,中午1点左右举行出殡仪式。没有采用追悼会的形式,而是按民间习俗,按道教礼仪进行。亲朋乡邻聚集在楼房前,冒雨为他们敬重的.称道的.怀念的人送行。一具彩棺放在大门前,彩棺前是贡桌,上面安放了母亲的灵牌,点燃了香烛,摆了贡饭贡菜。亲人们围在母亲灵榻前,与她做最后的告别。主持仪式的道士先生敬了香表,就指导我们为母亲入殓。我们兄弟姊妹肃立母亲榻前,这时气氛陡然肃穆起来,静得只听见檐下的雨滴声。是母亲把我们接到世上,现在我们把母亲送上天堂。我最后凝望着母亲那平和安详的面容,她似乎是带着欣慰,带着满足,永别我们而去。我托着母亲的头,海洲托着母亲的腰,三洲托着母亲的腿,我们一步一步,托着母亲,把她安放在棺里。就在盖棺的一刹那,想芝海芝扑过去呼喊:“姆妈!姆妈!”但是,我们从此再见不到我们慈祥的母亲了。
    鞭炮响起来,鼓号吹起来。天还下着小雨,地下全是泥水,我们跪在灵柩前的泥水里,背上披了一次性桌布挡雨。有人用毛笔在我们脸上涂了墨——说这是表示极悲极孝。雨水.泥水.汗水.墨水搅和在脸上身上,我们没有在意。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没有哭,但是有“哭丧女”代我们哭。哭丧女和他的丈夫也跪在湿地里,用了花鼓戏的悲腔,哭诉着母亲的生平经历和她的苦处好处,虽然哭词大多是哭丧女想当然随口编撰的,但还是让好多人听了落泪。而这时我的心里却平静下来,只觉得母亲是那样伟大。她一生勤劳,就是我们兄妹都参加工作,她还和父亲耕种七八亩地;她在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对胡爹妈爹从没说过一句恶言,对三爷二爷尽到了长嫂的责任与义务;对乡邻亲友也是和善友爱以待。特别令我们感恩不尽的是,她和父亲养育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女。我们兄弟姊妹5人都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祖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到城市里工作。哭丧女那悲腔通过扩音器传得很远很远,但她的哭词我却听得不甚清楚,只是“五子女上大学金榜题名”一句非常清晰,这也正是母亲感到骄傲感到欣慰的。
    哭丧女面前的茶盘里已丢了不少钱,待我丢到近百元时,“哭丧”才结束。接着是身着道袍的道士先生的一套作法。先杀了一只公鸡祭奠,敬烧了纸表。接着用唱腔念了一大本名册,大若是说母亲的亲子女.亲侄子女及孙辈们,还有房族侄子女.舅侄.姨侄.外甥们都来戴孝送行。母亲生前有这么一堂人,她应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再接着手舞足蹈伊伊呀呀地念了一大篇,大约是说母亲缘何而来,现又向何而去,为母亲引路超度。我们仍然跪在泥水里,沉浸在肃穆的氛围中。早在清明节前母亲病重时,我就想为母亲写一片祭文或悼词,但一直未能下笔,我怕写不好母亲,怕写出来的只是应景的词句,于是总为自己找借口不写,我曾对三洲说:“悼词就不写了,因为念的时候别人也听不清。”此时我觉得这种民间的风俗仪式比念悼词更能寄托我们的哀思。
    仪式终了,开始出殡。8位乡亲抬着母亲的灵柩,前面拉了将近30米的纤,母亲的后辈们持着花圈走在纤带里面。前面是灵车队,后面跟着的是亲友乡邻。鼓号队.腰鼓队在旁吹着.敲着.跳着前行。出殡的队伍沿着公路向毛嘴方向缓缓前行。我端着母亲的灵牌,海洲端着母亲的遗像,三洲和运庭哥扶着我们,面向母亲的灵柩后退。每行进20多米就停歇一次,一阵鞭炮声,我们就跪下来。路上的砂石磨破了膝盖也不顾,只觉得是对母亲虔诚的孝心。几个叔叔.表哥表弟们前后招呼,放着鞭炮。就这样一直走了两里多路,到公路两边没人家时队伍才停下来上车,向毛嘴北边的郑场殡仪馆而去。
    母亲的遗体在殡仪馆火化了。返回时已是下午4点。海洲端着母亲的灵牌,由三洲跪着接了,迎至前厅安放在灵位上。我端着母亲的骨灰盒送往墓地,兄弟姊妹们拥在身边,后面表哥表弟们护送着,旁边是腰鼓队和鼓号队。天气已经放晴,傍晚的阳光在雨后格外明亮,一条乡间公路从弯子中间向南直伸过去。队伍缓慢前行,腰鼓队边舞边敲出整齐而有节奏的鼓声,鼓号队也交替吹奏着乐曲。大约20多分钟,行进了将近两里路,大路西边约50米处就是墓地。这里原是生产队的“四亩地”,改革开放初期分给各家做菜地,去世的人也葬在这里。我们家也分有大约两分地,1989年5月7日(当时正闹学潮)祖父去世,骨灰葬在这里,第二年祖父坟头生长出一棵桑树,十多年,这棵桑树长得高高大大,枝繁叶茂。1998年祖母去世,骨灰葬在祖父墓旁。每年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都要到祖父祖母坟前烧香祭奠。那时,一望无际的田野或是麦苗青青,或是油菜绿绿,桑树则是脱尽了叶子,但树干壮实,枝条舒展,显出生机和活力。今年清明前,我回家看望母亲,第二天去给祖父祖母“吊清”(清明上坟),那天下了小雨,我打了一把伞来到田边。田地里都是油菜,长得将近人高,结满了菜籽夹,枝梢还开着花,在大路上看去,满眼金黄。我下得路来,从窄窄的田埂上走进去,我拨开茂密的油菜枝叶,撑开伞挡开雨水,踩着泥,好不容易到了坟前,又用伞遮住风雨,费了好大劲才点燃鞭炮,回来时衣服全淋湿了。
    现在油菜早已收割,田里的黄豆又长到一尺多高。刚下过大雨,田沟里积满了水,田埂上和地里都是泥。那棵桑树就在眼前了,大家走下大路,淌过水沟,踩着泥泞的田埂到了墓地。我们把母亲安葬在这里,挖好了墓坑,撒了“落气灰”。这时,小逸拿出两颗豆子“要送给奶奶”。在“五一”前,三洲们回来看望母亲,小逸专门给奶奶买了一只小白兔,从武汉带回来给奶奶喂,增添乐趣。奶奶去世,他又特地带了两颗豆子回来要给奶奶种上。我解开包系着骨灰盒的红布,揭开盖,小逸小心翼翼地把两颗豆放入盒中,让豆子发芽.开花.结实,陪伴奶奶。在鼓乐鞭炮声中结束了骨灰安放仪式,大家才缓缓离去。
    8月5日是“服三”。按习俗,应是在安葬的第三天为去世的人举行“服三”仪式,也即是亲人们在第三天去“看望”.“追念”去世的人,但为了便利,就在第二天举行。这天,亲戚——姑妈们,表哥表弟们,还有家族里的人都来了,都送了鞭炮.香烛.纸钱来。母亲的墓也及时修好了。按当地政府的规定,田地里不许有墓不许有墓碑。所以,所谓墓,只不过是骨灰盒埋在下面,上面稍稍有一点土堆,这土堆上还可种庄稼。至于墓碑,前些年有的人家立了,村里派人砸过;砸了人们还立,后来就不再砸了。祖父祖母墓前都立了碑。我想母亲的墓也普通些,免得惹麻烦;海洲力主用水泥修一下,碑也立高一点,按海洲的意见办了。那天又下雨,春堂.中庭表弟,升玉.炎照小爷等一些人在雨水里忙了半天,终于修好了,大家看了很满意。傍晚是“服三”仪式,大家到母亲墓前敬饭敬茶敬香,敬送(烧)钱物,最后是燃放鞭炮。20多架鞭,在母亲墓前,还有祖父祖母墓前绕了几圈,表弟们点燃鞭炮,响声震耳欲聋。
    按照家乡习俗,要过(服)“五七”,就是从母亲去世的那天算起,每第七天,就要为母亲烧香.烧“符皮壳子”(纸钱),一共五次。我和海洲三洲逢“七”轮着回去烧香,当然也是慰藉父亲。“头七”前一天,肖旸.张琳已从桂林回到武汉,海洲又带了他们回来给奶奶烧香。肖旸在奶奶灵台前点燃香烛,跪下去给奶奶磕头。肖旸小时是奶奶带他,一直带到10岁,他对奶奶的怀念是永远的。
    到了“五七”,也就是9月26日,为母亲做“五七”。这一天,我们兄弟姊妹都回家,亲戚本家都来了,有七八桌客。下午宴席后,大家都到母亲坟前,把所有的香烛纸钱在坟前敬烧,又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母亲坟前香烟缭绕,空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在不绝于耳的鞭炮声中,时而一条火舌窜到空中,接着是一声炸雷般的巨响。大家这时更多的是欢愉。是的,母亲去了天堂,那里或许没有劳累,没有悲苦;在温暖的阳光下,在和煦的熏风里,在娇艳的花丛中,母亲在那里微笑——用她那慈善的目光凝望着我们,平和而安详地微笑。http://jidian.zupul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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