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结婚的时候，对她的家世并不十分了解。我只听我父亲说，她的父亲曾赠字给我父亲，两家过去有过交往。两家都是天涯沦落人。
直到1997年4月下旬，因温州市平阳县政府邀请我前去讲学，妻也随同应邀前往。
我们又应邀前往苍南县政府，会晤了苍南县政府的领导们。这时，已是下午4时，本应回平阳了，苍南的林勇先生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深知我们殷切的寻根之情。他说，张家堡离灵溪不过二三十里，何不去老家看看?林勇先生这一提议，马上得到陪同我们的平阳县朋友的支持。司机也说，机会难得，应该去看看。
这样，我才有机会跟妻一起“寻根”，来到她的老家——张家堡。妻在九岁时随她的父母离开平阳县来到温州市。将近半个世纪，她没有回过老家！
张家堡是一个离东海不远的小镇，隶属于浙江平阳县。90年代初，平阳县分为平阳和苍南两县，张家堡被划入苍南县平等乡。
过去，张家堡因为张姓的人多，所以叫“张家堡”。一条二十来米宽的金斗河，把张家堡分为“张东”和“张西”两个自然村。这两个村加起来，如今已经有近万人了。
其实张家堡姓杨的人也不少，只是过去没有张姓那么多罢了。如今，杨姓的人越来越多，已有一千六百多户杨家人，比张姓更多。所以，张家堡已经从“张多杨少”转变为“杨多张少”。张家堡实际上已经成了“杨家堡”。
在张家堡乡亲们的簇拥下，我来到妻的祖屋。
在张家堡，一提岳父杨子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在张家堡，杨家祖屋是最大的院子，直到如今，当地人还称杨家祖屋为“杨子恺家”。
祖屋坐落在金斗河边，鹭鸶池畔。
金斗河一弘碧水，直通敖江镇，在没有公路的年月，张家堡有着舟楫之便，相当繁华。
祖屋门前清清的池塘，因形状与鹭鸶相似，人称鹭鸶池。鹭鸶池的“头”，朝着祖屋。
据告，祖屋是妻的曾祖父杨配钱所建。在清咸丰三年，皇帝亲封她的曾祖父为奉直大夫，于是圈地二十八亩，建造起这座红楼梦中大观园一般的大庭院，距今至少一百五十多年了。这座大庭院便成了杨家祖屋。
当年，杨家祖屋非常气派，门前竖着八对旗杆。大门分左、中、右三个，门口蹲着石狮子。祖屋分前、中、后三进。院内有十八个院子，二百三十八间房!据说，即便在下大雨时，走遍这二百三十八间房，身上也滴水不沾——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有檐廊，这些长廊又彼此相通。
祖屋的东侧则是三间书房，当地人叫“书屋”。杨家历代都是读书人，所以藏书颇丰。三间书房，犹如一座图书馆。
很可惜，祖屋在40年代毁于一场空前大火。虽然尽力抢救，但是，祖屋由木梁、木壁、木门、木窗、木地板构成，所以火势很猛，难以扑灭。大火一连烧了好几天。遭此横祸之后，祖屋一片断垣残壁，只剩下几间房子和左右两个门台。中间的大门台已不复存在。
我和妻在残留的右旁门前留影，门台正面上书“清流带映”四字还清晰可见。背面写着“凝秀”两字。门梁上的青石，仍可见雕龙刻凤，依稀折射出当年的非凡气派。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屋再遭劫难，剩下的一些房间被拆除，但是，那两个门台居然幸免于难，成为祖屋残存的标志性建筑物，犹如圆明园那残存的石柱，给人以无限悲凉之感。
在祖屋不远处的一片水田里，巍然竖立着一对高大的石碑坊。我们走近碑坊，见到一座碑坊上书“贞孝”，一座上书“节女”。据告，这是清咸丰五年皇帝亲赐给我妻的曾祖父的两个姊妹的。
匆匆参观一下祖屋的旧址，接着，乡亲们便带我们去看杨公祠，“杨公祠”三字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著名学者苏渊雷先生所书，内有妻的曾祖父杨配钱穿清朝官服的画像，还有岳父留学日本时穿西装的大幅照片。
从杨公祠出来，又参观了杨氏宗祠。“杨氏宗祠”四字为岳父所书。在那里我见到《杨氏族谱》。在1997年4月寻访杨家祖屋之后，在1998年2月，我和妻又有了重要收获。
我和妻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下车后，我们连宾馆都没去，直奔西湖之畔的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我们埋头于一大堆线装的花笺手稿之中。手稿共有三十八卷之多。每一卷蓝灰色的封面上，印着红色的“结一阁”闲章。掀开封面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端端正正的毛笔小楷。那字迹，一望而知出自“结一阁”主人笔下。
“结一阁”的主人，便是我的岳父杨悌(子恺)先生。
岳父在卸官后杜门读书，家中藏书极丰。他研究史籍，埋头著述，写下数十种专著。内中，《通鉴事纬》一稿，花费心血最多。他反复研读家中所藏宋版《资治通鉴》，在书的天头密密麻麻写下诸多批注，然后，以史事为经、以年代为纬，写下《通鉴事纬》。稿中涉及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至东晋元熙元年(即公元419年)，共八百二十二年的史事。
岳父这批手稿，除极少数为他人所作的序、跋曾发表之外，均未出版过。40年代末，他自知余日不多，便把文稿誊清编集，分卷装订成册。1951年3月他去世之后，岳母除了把部分文稿存放在温州家中之外，还把一批文稿装箱，从温州运往平阳舅父家存放。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逼近，形势日益紧张。在“四清运动”中，岳母已经预感到这批文稿放在家中极不安全。1965年春节，趁内兄从浙江海盐县回温州过年，岳母与他商量，决定将文稿捐献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据内兄回忆，他当时去平阳舅父家，舅父关上大门，然后，让他爬上阁楼，拖下两只沉甸甸的紫红色木箱。内中，除了岳父大批文稿、日记之外，还有孙中山先生写给岳父的亲笔信、岳父的中举人黄榜等等。他把这些“家珍”带回海盐县。1965年3月12日，内兄把岳父部分文稿从海盐挂号寄往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星期后——3月19日，岳母从温州把岳父文稿二十五卷也挂号寄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岳母和内兄当时的决定，今日看来是很有见地的：一年多之后，“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岳母家和内兄家都遭到彻底大抄家。这批文稿倘若落到红卫兵手中，会被作为“四旧”，用“铁扫帚”扫进垃圾堆。孙中山写给岳父的信等，内兄留在身边，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不知下落。就连他把文稿挂号寄出时的挂号存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到后寄来的收据，也被抄走，无从寻觅。岳母连性命都保不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不住苦风凄雨，含冤而逝。
终于雨过天晴。作为亲属，理所当然关注着那批文稿的命运。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这批文稿，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1985年10月29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他们代为寻找。11月29日，该部回函，称“由于时间久远，几易其人，情况不明”。这样，寻找工作也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此后，在家乡陆陆续续找到岳父所写的对联、匾额，在南雁荡山找到他写的“上山亭”等大字。岳父擅长书法，自十三岁起便给乡亲写大字，所以在当地找他的字不难。他也因此有了“书法家”之称。在新编的《平阳县志》和《苍南县志》里，或收入他的书法作品，或作为书法家介绍。其实，他并非只是书法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文稿不知去向，这历史学家也就成了空话。我以笔耕为业，深知写作的艰辛，字字皆心血。所以，对于岳父倾注了毕生精力的遗稿，当然格外珍视，何况他的著作颇有学术价值，也是国家的文化遗产。1997年12月，温州苍南龙港隆重纪念当地文化先贤刘绍宽先生。刘先生是岳父的表兄弟，私塾同窗，后来成为亲家。我应邀担任了纪念会的副会长，并与妻一起回乡出席了纪念大会。刘绍宽先生的大量诗文、日记，因保存在温州图书馆，一一俱在。很多亲友为岳父的著作荡然无存而抱憾。这勾起我再度寻找岳父文稿的念头。
也真巧，我回到上海不久，内兄自美国来沪。于是，花了一个晚上，我请他详细回忆当年从老家取文稿以及寄文稿的全过程，并把他的谈话作了录音。1998年1月4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寻找杨悌(子恺)文稿《通鉴事纬》。信寄出后，我真担心，这一回别跟十二年前一样“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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