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这座奢华迷离的城市和这样一个浮躁不安的年代，我们被尘世的纷纷扰扰搅得颇不宁静，有时候总是想静下来细细的回忆一遍往事和童年。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可我们仍怀冀着美好与崇敬，我们没有遗忘，只是默默的小心叠放到了心里。因为我们害怕遗忘，所以唯有用这些菲薄的文字来缅怀和铭记……
《一》
深圳的天气，原本春和景明，却在清明前夕骤然灰霾，这大约也是在为这个民间节日渲染些许色彩。
然而，我终究是个多愁善感之人，源于一些碎碎琐事，终日心情沉重，乃至灯火阑珊，四下寂静，仍不得入眠，遂起身端坐于电脑旁，想借此清明节日追忆一些往事。
《二》
思绪随夜色沉淀下来，飘向记忆深处的九零年代。那时候，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终日无忧无虑的挥霍着自己的童年，简单而快乐。其实，在我的脑海里，乃至八零后一代，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非常多，然而絮絮叨叨，平平淡淡，以至于，有时候你想静静的回忆，勾勒出某一张脸庞，某一件事情的片段，总会感觉惨白无力，模糊不可言表。
童年上学的时光，现在回首起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当初并不觉得苦楚，因为就像那时候的生活，早已习惯麻木。九零年代，全国都还是单休，周六也要上课。每天东方刚刚泛白，便要起床，穿衣服、吃饭、上学，翻过一座丛林密布的山岗，穿过一片泥泞的田野，然后爬到立在黄土小山坡上的学校，没有中饭，下午再趁着天空西边的余晖原途回家。这个习惯，一直从我的学前班维持到小学六年级之前。已经记不清在那条路上跌倒了多少次，也忘记了溪水的起起落落，下雨的时候我常常弄得泥泞不堪，回家难免受到母亲的责备，而最恐惧的是每次翻过那座丛林茂密的无人山岗，那时候我还不是马列主义者，甚至坚信鬼神的存在，就像小时候坚信这个世界的公正和美好。所以我一直被那座山岗的阴森恐惧笼罩着，时至今日，仍无法摆脱。
为了证实那段童年上学路遥远而艰辛的价值，也为了不辜负父母的辛勤与殷切期盼，我一直傻呵呵的读书写字，学习还算刻苦，基本上能够保持年级前列。于是期末的考试和领成绩单的那天，是我非常开心和值得炫耀的日子，每一次我总能捧回一张红黄相间颜色的奖状。那时候，学校对三好学生的奖励还是偏向于精神鼓励，仅仅是一张从学区统一分发到各个学校的奖状纸，每年的形状和大小都会不一样，名字和班级都是老师亲手用毛笔填写上去的，如果运气好，有时候也会发两个普通的作业本，上面盖着鲜艳的学校公章，然后题写着“三好学生”四个大字。因为这份小小的单纯的虚荣心，我把奖状贴满了卧房的墙壁，睡觉前或是醒来后总会忍不住盯上几眼。而父母亲每次抬头望见墙上日益增多的奖状，总会露出欣慰的喜悦，仿佛所有的艰辛和付出都已得到回报与满足，但是为了让我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习作风，他们总是不予言表这份欣慰，反而藏得很深，一直鞭策着我不断进步前行……
在那段上学途中，翻越小山岗之前，必经过一口池塘，沿着池塘三面，依山而建，挤满了众多的老祖屋，统一的土砖瓦房，居民大部分都是我的族亲，那是我们村组里最原始的聚居地，有非常肃穆的祠堂，和很多历史的痕迹。后来随着人口发展，开枝散叶，很多人因为住宅用地太过拥挤，都把房子迁出了这个村落。听母亲说，我父亲一辈就从小在这里长大，后来因为父母生下了我和两个哥哥才被迫另辟宅地，迁到了现在的村口。
我念小学那会儿，满爷、大伯、麦子叔都还住在池塘边的老祖屋里，屋檐连着屋檐。下雨的时候，水珠就不间断的从屋檐上滴答滴答落下来，甚是好听，我们常到那片连在一起的黑屋子里捉迷藏，从一个屋檐窜到另一个屋檐，弄脏了双手，就去接屋檐上滴落下来的水珠，看它们无力挽回，在地面溅开一朵朵水花……
那会儿，我一直背着哥哥曾用过的单肩草绿色布书包，斜跨在肩头，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我就那样一直的路过那片老祖屋，满爷、大伯、麦子叔都坐在自家的家门口，每到期末，见我们这帮娃儿领成绩单回来，便起身挨个挨个的问考试成绩如何，是否拿了奖状，十几个学童当中，几乎每次只有我捧着奖状归来。满爷问：“超伢子，这学期考的怎么样？是否拿了奖状啊？”，我说：“拿到了！”，于是族亲们都围拢过来，我便得意的从书包里掏出叠得整齐的奖状，满爷说：“超伢子不错，是块读书的料！”，大伯说：“是不错，以后考个好大学，会有出息的！”，于是，满爷便从一件破旧的中山装里掏出五元的纸币揉得整整齐齐再递给我，说给我自己买东西吃，以资鼓励。大伯一般是一张绿色的两元纸币，然后冲我乐呵呵又略带腼腆的笑：“大伯可没你满爷那么阔气，大伯没钱，只有两元，以后再涨。”满爷说，等以后上初中上高中也要把奖状拿过来给他看，只要能拿奖，初中翻一倍，上高中了再涨一倍，并且信誓旦旦的保证决不食言。
而事实上，我在念小学六年一期的时候便因课程太多放学晚、路途过于遥远和涨学费等诸多原因，转学到了姨父家所在的学校，六年二期因为要升初中了，又转回到了乡镇的中心小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走过那条翻过山岗的小路，也很少去到那片老祖屋，因为满爷已搬到了外面随几个儿子一起居住，而大伯，麦子叔也都相继搬离了出来，只剩下几段残垣破壁，依稀可以看见上面毛笔字题写的《毛主席语录》。从那以后，我仍继续每学期捧回属于我的奖状，可是再也没有刻意拿去给满爷大伯他们看，偶然满爷、大伯路过我家门口，也会到屋里坐坐，然后看着我房间里墙上的奖状一年比一年多，几乎占了大半面墙。他们仍会忍不住啧啧的称赞，然后以奖励或者压岁钱等方式要掏钱给我，我却再也没有接受过，我羞涩的对他们说，我已经长大了。满爷“嗯”的不住点头，我看到他们额头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
《三》
满爷很勤劳，年逾古稀，仍不顾后辈反对，坚持要用石磨推豆腐走家串户去叫卖，因此，我们曾称呼他“豆腐爷爷”。每次上学从他家门前经过，总是望见他屋子里的灯早早就亮了。我们背着书包，他便挑着担子，一头是用竹篮子装着的水嫩嫩的白豆腐，另一头是用箩筐装着的油豆腐，金黄金黄的，闻起来很香。满爷在我的印象里一直剃着光头，胡子花白浓密，大冬天里，他便戴一顶毛绒线编织的黑色圆顶帽，挨家挨户的吆喝，风雨无阻。周末的早晨，我总是如期的被这样的吆喝声吵醒，但我并不生气，反而一骨碌爬起身来喊正在做饭的母亲，我说我要吃满爷的豆腐，于是母亲便也跟着喊满爷，并示意让他停下，然后缓缓的从厨房拿出红色的淘米筛子，满爷总是要和母亲推辞一番，不肯要钱，或是在称好以后又多加几块豆腐放到我家红色的淘米筛子里，说是给我解解嘴馋。我便站在一旁，眯着眼看满爷熟练的给其他乡亲称豆腐，心里乐滋滋的。
满爷的儿女见他如此热爱他做了一辈子的豆腐，也知道他闲不住，于是埋怨便渐渐平息，慢慢的开始体谅满爷。后来儿女们又凑钱买了个磨豆腐的机器，满爷推了几十年的石磨终于停止转动，搁在了一旁。那时候，买个成百上千的机器在我们庄上还算是一桩大事，为了表示庆贺，几十户居民还围拢起来公开放映过一场录像（帆布电影那时候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老祖屋的周边长满了果树，石榴、毛桃、野栗子、红枣、枇杷、梨子、橘子、柚子……样样齐全。尤其是村落对面山坡上满爷家的枣树，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到秋天，红通通的挂满了树枝。这棵枣树据说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我父亲小时候就爬上去过。果实成熟的时候，满爷也不管，任我们这班小毛贼“偷摘”，谁家爱吃了也便自己拿着长竹竿去敲，等到果实所剩无几的时候，满爷便叫上孙儿拿上长竹竿和布匹，一个人爬上树在上面用竹竿敲打，几个人在下面扯开着布匹接住，防止红枣掉在地上摔烂，然后把红枣晒干储藏。
满爷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念了大学。学校里正在举行“2007年度五四青年歌手大赛”，我当时选唱的是信乐团的《离歌》，在获奖下了舞台不久，便听见家里传来的噩耗，双亲让我回家吊丧，我不曾想到在这份获奖的荣誉背后也让我尝尽了无限的哀思，我总是以为这首《离歌》成为了满爷离去的某些因素或者是隐喻前奏之一，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轻易的唱起这首我原本熟悉而且很拿手的歌曲。回到家后，满爷已经入了棺，我跪在灵堂前，深深的磕了三个响头，那一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和蔼可亲的满爷了，再也见不到挑着豆腐担走家串户叫卖的满爷了，再也收不到满爷给我的奖励了……
在满爷去世的前半个月，我在假期间回过一趟家，那时候家乡正在群策群力修水泥马路，眼看着走了几十年的泥泞土路马上要覆盖上水泥变得宽阔了，满爷也很是欣喜，还把养老钱给捐了出来。那一天，满爷背着手在开满油菜花的田野小路上来回踱走，看完修路后刚巧从我家门前经过，我喊了声满爷爷，让他到我家坐坐，他说不了，回家吃晚饭去。于是，我目送着满爷回家，苍老的背影在夕阳中渐行渐远……
那一次，成了我见满爷的最后一面……
满爷下葬的时候，我背着花圈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看着满爷的棺木被众人抬着，三转三回在村庄附近留恋，然后进了老祖屋附近的山上。
我把花圈放在了满爷的坟前，热泪涌出来渗进了泥土，不知道满爷是否能够看见，回到学校后我写下来《离歌绝唱》。
《四》
大伯在我念小学那会儿，一直住在满爷家隔壁，在我的印象里，他额头上的皱纹和长长的眉毛像极了父亲。与父亲不同的是，大伯年过半百以后就几乎没有再接触过农活，整日悠悠晃晃，而父亲至今仍在家耕种着十几亩的水稻，还承包了一口鱼塘，这一直是我和两位兄长心头的隐痛。
因为终日闲着，无所事事，大伯总是围着村子闲转，这儿看看，那儿瞧瞧，逢上农闲季节，三四个一堆打字牌的，大伯就喜欢扎人堆里凑热闹，但他从不上场，挪一条小凳坐在一旁盯着牌局，盯着不到一会儿，便晕倒在地，不断抽搐，好几次都如此，吓得打牌的人手足无措，心慌意乱，后来经过医院检查，据说好像是癫痫、麻风之类的怪病。说来也怪，每次大伯往打牌的人群里一站，尽管没有参与，但是只要盯上一会儿，准会犯病倒地，而到其他地方却相安无事。这便也让大伯与打牌此类事物绝了缘，一则自己受不了这般怪病的折磨，另则打牌的人也受不了大伯的惊吓，只好每次看见大伯走近就躲开。
不知道是否因为生活太过清闲，抑或其他何故，大伯的睡眠似乎一直不太好。小时候上学经过他家门前，天蒙蒙亮便听得见大伯在家里一个接一个的打着呵欠，惊天动地。后来，大伯又随堂哥搬到了我家对面居住，即便半夜三更也总能听到他熟悉的呵欠声。有时候刚过拂晓，大伯便搬一把椅子坐在家门口，因为地势高，村庄尽收眼底，如今我在猜想，那段黎明时分，看着村庄从夜色中醒来，然后沐浴在朝晖里，兴许是大伯一天里唯一的雅趣吧！
伯母走的早，早得未能与我这个小侄童年记忆有任何交集，撇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由大伯独自抚养长大，艰辛自是不言而喻。儿女成家后，大伯虽然过得悠闲，很少劳作，但却也一直清苦，生活拮据，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儿女条件也都不是特别好。但在我觉得，大伯是一个较为特别的人，他的思想和他的言语总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也许是经历了早年丧偶和家门不兴的悲恸之后的大觉大悟，颇有几分看破人生的态势，所以他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他常对乡亲说“儿女自有儿女福”，所以顺其发展。我长大后，念的书多了，有时候常忆起大伯的一些事迹和语录，甚至将他和思想之大成者“老子”联系起来，我觉得或许大伯便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现实践行者。而这份“不争”的思想在贫弱的农村是多么的可贵和不易。
小学时，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我的大伯李大钊》，老师在讲解文章中心的时候，说作者为有这样一位深喑名族大义的大伯而感到骄傲自豪，当时我便不自觉的想起我的大伯李承书，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让我崇拜和自豪的理由，大伯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富贵与贫弱都会转移，我想他也一定期盼着我们的李氏家族在若干年以后会跳出一名子孙来光宗耀祖，福泽桑梓吧！
大伯辞世是在庚寅年清明前夕，我到深圳工作已经是第三个年头。首先还是接到了雪梅的短信，她说，你大伯已故，是否有时间回家吊唁。我甚至有几分颇不相信，一向硬朗的大伯为何去的如此匆忙，然后我给二哥和家里都通了电话，得到的是消息的验证。当时，我走出办公室，蹲在楼梯走道，心中有股说不出的压抑。良久，才重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一气呵成写下了《挽大伯李承书》……
接到噩耗的第二天，我和两位兄长一同赶回了家乡，天空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春雨，以至于身上和脸上都湿漉漉的。我和兄长把简单的行李放置好便径直去了伯父家中，堂姐见我们三兄弟回来了，迎面便哭了起来，一边撕心裂肺的哭喊着，一边趴在伯父的灵柩上告诉伯父，三个侄儿都已经回家了。我满身泥水的跪立在伯父的灵堂前，回忆着伯父生前的点点滴滴，堂姐的哭泣声，让我越发的悲恸。听母亲说，伯父去世的前几天一直卧病在床，没有再去村子里走动，很长一段时间都滴水未进，最后一碗鸡蛋葱花汤都因剧痛未能喝完，房间里淌淌血迹，腥味弥漫。
大伯去世的前一年春节，恰巧父亲六十大寿，四方亲朋都赶过来为父亲贺寿，大伯也早早的蹒跚着到了我家。发烟，端茶，招呼客人之余，我拿出了相机给亲朋好友拍照留影，大伯便唤我的名字，让我近前，他半从容半玩笑的对我说：“来，给伯伯也拍一张，或许就是遗照了，以后没准都没机会！”我知道大伯经常说这些似乎知天命，又宛如玩世不恭的话，所以我也未曾多在意，只是忙给他递烟，然后在冬日暖暖的阳光下，截下了大伯几个笑靥的瞬间。未曾料到，那一次，真的成了大伯最后一次面对我的镜头……
大伯最终葬在了自家对面的小山坡上，从大伯去世到出殡，天空一直没有放晴，下葬的那天更是瓢泼大雨，堂姐拿出了一床新毛毯盖着大伯的棺柩上。为了赶在八点钟下葬，天还未亮就出了门，这最后一次，他还是早早的就起了床，并未惊醒多少人，可是乡亲和亲戚还是赶了过来，锣鼓唢呐齐鸣，爆竹阵阵，青云和着烟雨，压在了我的头顶。
《五》
麦子叔的女儿雪梅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从幼儿园那天便开始同一个班。犹记得第一天去到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的母亲一人牵着一双小手，一起翻过山岗，一起穿过田野，到学校报到。那时候我的胆子很小，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同学，我并没有显露几分高兴，而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母亲，后来母亲给我办理好入学手续准备离开，我便哭嚷着不同意，拖着启蒙曾老师，让她安排我的母亲和我同桌，这般情景老师也不曾见过，弄得她苦笑不得。后来母亲和老师商量好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趁我不备才回了家，我回头发现母亲不见了，便大闹课堂，哭的稀里哗啦。曾老师好不容易把我搂抱出了教室，然后使尽法子安慰我，恰巧有飞机飞过屋顶，老师便指着天上让我好好读书学知识，以后长大了可以开着飞机在天上神气。闹了整整一节课，我的哭劲才开始消停。而雪梅一直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上课，没有滴过半颗眼泪。很多年后，我们都长大了，回忆那天的情景，雪梅总忍不住要笑话我。
那时候贪玩，每次放学回家，经过老祖屋，总要在那里逗留玩一会，时候晚了，麦子叔就喜欢留我在他家里吃饭，而母亲每次看准时间见我没回家就猜到我躲在那里，隔着老远就喊我回家吃饭，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我一路应答一路奔跑着风一样往家里跑。
至今犹记得在麦子叔家里，我吃过一顿甲鱼，据说是麦子叔在池塘里钓到的。那天麦子叔看着我和雪梅一同回家，特意喊我留了下来，然后把大块大块的甲鱼肉往我和雪梅碗里夹。
麦子叔个头不高，却勤勤恳恳，起早贪黑的耕作。九零年代末期，又随着打工潮去了沿海务工。即便在外，麦子叔也很节俭，除了过春节，一年到头穿着解放鞋，回家过年便风风火火的挑着满满的两个蛇皮袋子。岁末的时候，我和母亲天天在家门口望眼欲穿，盼着父亲和哥哥回家过年，逢着麦子叔和其他务工回来的就询问我父亲的消息，麦子叔这时候就把担子卸下，逢人就发烟，然后一个一个问候，讲他们在外面的趣闻轶事。
我们村组里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的大年三十下午都会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搞得有模有样，煞是浓重。会议上，新一届村组长的选举、两口渔塘承包竞标、田地的重新划分调整、鱼塘承包款的分配、来年村组里的大事记等都逐个摆到了桌面一一探讨。一般这时候，妇女们都在家里开始张罗年夜饭，忙不可支，参会的都是各家的爷们，驮着御寒大衣，嘴里叼着烟一步一步往会场赶。因为麦子叔待人和善，总是笑脸盈盈，村邻关系也处的好，所以我们村组里大年三十每年一度的年会几乎都在他家举行，麦子叔一家也总是不嫌麻烦和吵闹，一进家门麦子叔便递烟倒茶，很是热情。有时候会议上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执纠纷，麦子叔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当和事佬。
庚寅年的春天里，在一次我给家里通电话的过程中听到了麦子叔突然辞世的噩耗。父亲说，麦子叔走的仓促，当天还在自家的水田里挖了满满的一担荸荠挑回家，晚饭时候便觉得头部有些不太舒服，起初以为是劳累过度或是伤寒感冒，便也未曾在意，不料夜深后便突发脑溢血，麦子婶便慌忙拨打112，四处喊人帮忙，准备送往医院，就在父亲背着麦子叔上了急救车后不久，麦子叔便匆匆忙忙的离开了，水田里还留着大片未挖的荸荠……
麦子叔走后，雪梅带着孩子从婆家搬回了娘家长期居住，乡亲们因为担心麦子婶思念过度，也经常过去陪她唠嗑。麦子婶泪水纵横的说，很多个夜晚，她都感觉着麦子叔回了家，她听见麦子叔娴熟的上了楼，像往常一样进了卧室，一遍一遍的轻抚着她的脸，话语之间，麦子叔仿佛又真的回来了。看着麦子婶如此的思念，其实我总想同雪梅和麦子婶说点安慰之类的话，可是终究未能开口，怕是揭开那一段伤痕，让她们又重新堕入记忆的深渊……
《六》
伤别离，乡音不改，故人却已不在。
很多次，我看见满爷、大伯、麦子叔，还有许许多多曾熟悉的面孔都一个个回到了我的梦里，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如此亲切，我忍不住想对他们说很多话，但是他们总是笑而不答，那样的淳朴、和蔼，也许尘世间的感情，原本就不需要太多累赘语言的表达。于是，我也羞涩的冲他们笑，村口的油桐花落了一地，一片一片拾起后，我才发现，有些人一旦离开便永远不能再相见，而在那片熟悉的老祖屋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孩子，一个背着单肩草绿色书包满身泥泞去上学的孩子，一次一次的在他面前路过，无法驻足停留……
《七》
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世纪九零年代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恍若隔世。不知道是否这些年的脚步太快，生活转型太剧烈，还是时间流逝得匆忙，偶尔静坐或是思考的时候，总会觉察着自己留下的痕迹太少，对理想的妥协，对生活的退让，力不从心的挫败感和与生俱来的失落感又重新占据了心灵，再也找不回年少气盛的伟岸和桀骜。
我们不会再轻易的上树掏鸟窝，不会再轻易下河洗澡摸鱼，乡间的油菜花和田野被现代文明层层的覆盖，那个曾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渐渐褪去色彩……
我们害怕黑夜，害怕孤独，害怕辜负与被辜负。我们都学会了伪善，拿微不足道的成就骗自己，借着酒精的麻醉才心安理得的睡下去。
我们终究不能明白，时间在静止，而我们一个个都在飞逝……
《八》
仅以此篇祭奠缅怀满爷、大伯、麦子叔，因车祸罹难的李红春堂哥，及其曾出现在我记忆里而今并入乡土万古之众多老一辈乡亲。
其天有灵，鉴予哀思，惟图自勉，以慰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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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