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很多人吃不饱饭,甚至吃不着饭饿死在街头。好在我们生活在湖南湘潭那个鱼米之乡的地方,所以,幼小的我没感觉到自己被饿着,但那时有油水的食物是绝对见不到的。我父亲因此得了肝炎。
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父亲的工资在当时那个低工资的地区和企业算是高的,但父亲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上学都在长身体,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远隔千里拿什么去孝敬?只有拿干的拿实在的就是每月往东北寄工资。这是我父亲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这样一来,在那不知道什么叫涨工资的年代,我们全家四口的生活水平就始终保持着下降的态势。
我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传统女人,虽然她的工资和我父亲寄出工资以后的差不多,但除了在花钱上比较抠门外,她始终把我父亲当成家里的主心骨,百依百顺。我父亲得了肝炎后,她开始把每天给我喝的半斤牛奶给断掉,转给父亲喝,我记得那时看见母亲把热气腾腾的小奶锅端上来,放在我父亲面前,我和哥哥只能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馋着,口水不知道咽下了多少。
也许是那艰难的生活和那简单的日子,把我们弄的不谙世事不懂阴阳历不明习俗、不知道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自己的生日有什么联系。那时除了盼望一年一次的春节,就梦想着每天能吃上香喷喷的梗稻米饭拌肉末和5分钱一个的牛奶冰棍儿那该多美!那时,在我们孩子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糖粒子、饼干、油条、炒米糕、大蒜苗子炒辣椒。”为了牢牢记住这些好吃的却又不能常吃到的东西,我们想出个主意,用电影《地道战》里鬼子进村的那段音乐来为歌谣谱曲,经常哼唱,特别是在饥肠辘辘的野营拉练途中,踏着正步唱着歌谣,还真有点“唱饼充饥”的感觉。
大点了的时候,偶尔也听见同学谁家给大人孩子过生日,感觉很新鲜,就回来问母亲,母亲哄我说,那都是迷信,咱不讲那个。于是接下的十几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人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而我只把春节当成了每年最渴望美好的日子,我一直以为那就是我父母的生日我的生日。因为在那几天,我不仅能吃到一些好东西,还可以穿上新花衣。
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决意全家北上。那两年,我们家进行了三次大搬家,有句老话说的好,“搬家搬家穷搬家”。我们家搬到最后真的分文不剩。(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的工资改革没有启动前,工薪族家庭不欠外债就识举,家家几乎月月光根本攒不下一分钱。)
最让我后悔和心痛的是,直到父亲去世前的1986年,我们全家也没给他过一次比较像样的生日,父亲只活到53岁。在每年的清明节和父亲的忌日,我在心里在形式上追加了我的祈祷和祝愿,我希望父亲在天有灵接受他最疼爱的女儿一拜,接受女儿送给他生前没吃过的那么多好吃的和他最喜欢的香烟。
为了弥补我的过错和对父亲的思念,我每年开始牢牢记住母亲的生日和母亲节。每到那一时刻,我都要给母亲一个意外的惊喜。母亲见我送来大包小裹好吃的,还张罗在厨房给她做一顿美餐,嘴里就叨叨:“花这钱干啥,你又涨工资啦?”
母亲在我父亲去世后又生活了10多年不到70岁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时候很平静很安详,虽然她瘫痪在床5年,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的病痛的折磨,但她直到说不出话来,还比划着让我帮她缴纳党费,那眼神分明是怕我粗心怕我耽误她心里的早已习惯了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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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