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墓碑上没有我 女儿索要“祭奠权”
本报记者 刘晓燕 本报通讯员 张 蓉 张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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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年的家庭积怨，李女士竟然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才获知其落葬何处，又因为墓碑上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李女士不惜将亲生母亲和长兄告上法庭。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经过调解，这桩缘起家庭矛盾的“祭奠权”纠纷，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墓碑上名字漏刻
李女士和长兄李先生早在1999年就已经势成水火。为了拆迁的利益和父母的赡养问题，这对亲兄妹闹得不可开交，双方长期不相往来。特别是从2002年父母动迁购房并与长子李先生共同生活以后，李女士更是难见父母一面。要不是邻居及时告知，2004年3月，李女士甚至还差点错过了父亲的葬礼。
2008年，李女士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归国，李女士和母亲的关系稍有缓和，她借机向母亲询问父亲的落葬地点打算自行拜祭，母亲的答复总是含糊其辞。
直到2009年4月，李女士经过多方寻找，才获悉父亲安葬的具体位置。当她去墓园探望时，竟然发现父亲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其他三兄妹的名字，独独没有刻自己的名字。
为此，李女士一纸诉状，将母亲和具体负责父亲安葬事务的哥哥李先生告上法庭，讨要自己对父亲的“祭奠权”。
庭上互相推脱
在庭审中，李女士气愤地表示，这肯定是长兄李先生因为宿怨，利用母亲不识字，故意把李女士一家的名字漏掉。这样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对父亲的祭奠怀念之权，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戒。为此，李女士和丈夫要求对方全额承担费用，将自己一家三口的姓名补刻上父亲的墓碑，出具《悔过书》，当庭向自己赔礼道歉，并向李先生索要精神赔偿金1元。
长兄李先生则提出，妹妹李女士与其他的兄弟姐妹及母亲关系不睦，长期不来往。当初购买父亲墓地、墓碑的是母亲，自己只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办理了相关手续。至于墓碑上的子女署名问题，因为当时母亲没有授意自己将妹妹的名字列入，所以自己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擅自将其名字刻上墓碑。况且，考虑到当时妹妹和家人的矛盾难以调和，如果擅自将她名字刻上墓碑，反倒有可能激怒她，这也是当时他没有将李女士一家人的姓名刻上墓碑的原因。
李母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到庭，她的代理人表示，李母年纪大又不识字，墓碑的置办都是由儿子做主，李母对于当初墓碑上的刻字问题未曾有过表态，也不是很了解。
庭后调解名字补刻
庭审结束后，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承办此案的陆敏法官认为，墓碑不单是标记故人安葬地的标志，也是承载着亲属哀思的特殊物。一方面，对于死者，按照我国民间传统，墓碑上的文字是其一生的总结，碑上镌刻的亲属名是一种公示，表明了其血脉的延续，死者的墓碑上缺少女儿的名字，这是对死者的不敬。另一方面，墓碑是亲属寄托哀思、祭拜扫墓的重要物品，李女士作为死者的女儿，有权对死者进行祭奠，因此李先生的做法侵犯了李女士对父亲的祭奠权。
法官通过以上两点对当事人进行了劝说，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李先生协助李女士办理墓碑补刻事宜，费用由其母亲代为承担。
祭奠是不是一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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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的这起家庭矛盾虽然在法官的调解下，得到了圆满解决，但它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悼念权”或者称为“祭奠权”。那么“祭奠权”是不是一种民事权利呢？就此，记者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
法官对记者说，祭奠，简单地说，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通常是去世的亲人）表示悼念和敬意的一种情感活动。作为一种风俗习惯，祭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据非常独特的地位。它关涉到传统礼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孝。根据《礼记·祭统》，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而孝不仅局限于道德教化的范畴，同时它还被写进封建社会的法典之中，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予以保护。如汉代立法曾明确规定，父母死，守丧三年。由此可见，祭奠表面上看是一种风俗习惯，其背后是中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礼法传统和恪守孝道的家族伦理。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融道德、宗教、法律等为一体，蕴含着多重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祭奠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从一开始就具有法律的属性。
法官告诉记者，从法律性质上看，祭奠权应属于公民身份权的范畴。所谓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而祭奠权是民事主体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祭奠的权利。再进一步说，所谓的祭奠权，就是每一个近亲属，对已故的近亲属（尤其是尊亲属）都有祭奠的权利，近亲属之间应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相互通知，相互协助，不得干涉、阻挠。
法官说，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祭奠权，但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中公序良俗的原则，可以推定子女不但对父母拥有生养责任，同时也有死葬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该法律义务的背后隐含着一项法律权利，即子女有资格对抗或者请求他人相应地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完成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作为。至于祭奠活动则是死葬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时间上看，应贯穿于父母去世时与去世后。
本案中，原告李女士因动迁矛盾，与其他家庭成员交恶，长期不相往来，导致李父去世后，母亲和兄长没有告知其父亲的落葬地，更没有在墓碑上刻上李女士的名字，致使李女士无法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表达对父亲的哀思。
对此，法官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做法均表明死者及其亲属对此人的否定性评价，且这种评价是长久、持续的，起到某种程度的“公示”效应，会给李女士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因此李女士的祭奠权的确受到了侵害，且具有一定的精神伤害。
祭奠权受侵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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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办本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李女士的祭奠权的确受到了侵害，且具有一定的精神伤害。那么，祭奠权受到侵害，当事人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此，承办法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精神损害从理论上说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活、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里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权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它包括了内在的精神损害和外在的精神损害。如侵害行为使受害人内心悲痛，精神失常或使受害人的品德、声望、信用、名誉、评价降低等。其次，精神损害存在违法性。侵权人的行为必须违法，即精神损害行为侵犯的内容必须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范围。第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方面，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承办法官说，本案中，李女士因家人故意对其隐瞒父亲的墓葬地，导致其无法按照中国传统风俗对父亲进行祭奠，同时其名字又未被刻在墓碑上，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对李女士社会评价的降低，给李女士带来了精神痛苦，具有精神损害的事实且两被告均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具有过错。但由于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控制较严，仅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构成精神损害的权利做了具体规定，而祭奠权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因此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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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