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祭
怀念我的父亲
二十周年祭
我的父亲王达夫，乳名王丙娃，1918年2月出生在四川渠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家里很穷，靠我爷爷给地主打工来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家里穷的连草鞋都买不起，父亲只好打赤脚。晚上睡觉时，只有一床破被子人多不够盖，父亲去柴草棚，把草扒开一个洞，钻进去睡觉。父亲
4岁时，我爷爷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人世。家里没钱买棺材，只好找了一令破席卷了下葬。
我爷爷死后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我奶奶只好出去给地主干活。父亲
7岁那年，我奶奶被迫改嫁，从此父亲成了孤儿和他的三叔生活。
父亲8岁那年，三叔为了给我父亲找碗饭吃，把他送给地主许老二当“儿子”。父亲在许老二家干了三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放牛、打草、锄地、喂猪，什么活都干，一会儿不让休息，到半夜才让睡觉，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被许老二打骂，身上伤痕累累。一次被许老二毒打后，父亲忍无可忍，半夜从许老二家跑了出来，到一个亲戚家躲藏，后来许老二不找了才敢出来。
1933年8月，红军来到父亲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向大家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父亲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和气，在家又吃不饱穿不暖，就找祖母商量，想参加红军，可祖母不同意。父亲下了决心非要去。9月10日早晨，父亲假装去打草，出了门，把筐和镰刀一扔，跑到镇子上找到红军要求参军，红军同志说，我父亲个子小，扛不动抢，等长大了再来。父亲就哭了，说什么也不走。后来红军同志又说，你如果能多找几个人，就要你。父亲跑到街上找来了二十多个孩子，红军同志就都收下了，大的送到前方去扛枪，父亲和一些小的被送到列宁小学学习了一个月，后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看护员，那一年，父亲15岁。
父亲来到医院后，同志们对他很热情，这个送他鞋子，那个送他袜子，指导员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王达夫”，父亲非常高兴，他终于有“家”了。
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了野战救护工作。医院里伤病员很多，一人要护理七八十人。父亲不怕脏不怕累，身上经常沾满了脓和血，臭气难闻，吃饭时老想吐。但他豪无怨言，总是抢着干活，在工作中认真向老同志学习，很快掌握了护理技术，不久就能单独给伤病员换药了。在部队领导的教育下，父亲的觉悟不断提高，1935年4月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1935年5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苏区进行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行转移，开始了长征。那年父亲17岁，每天要走很长的路，途中还要护理伤病员。
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搞分裂，他们的长征历程格外艰难，走的路最曲折，所用时间最长，三过草地，三爬雪山，一路上还要和敌人作战。过草地时，父亲有十几天断了粮，，就吃野菜，吃草根，吃皮带，饿得摇摇晃晃，但父亲咬紧牙关，坚持着跟部队走出了草地。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部队减员严重，经常有战友倒下，开始还挖个坑埋了，后来死人多了顾不过来，就在脸上盖把草。一路上，父亲经常看到路边有战友的尸体。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会师后，父亲被编入西路军，渡过黄河西进，在甘肃与国民党军作战，战斗非常激烈非常残酷，伤亡很大。作为后勤人员的父亲也拿枪上了前线，被编入三十军268团当战士。由于敌强我弱，西路军顽强战斗了半年后失败。西路军两万多人，牺牲过半，有几千人被俘。父亲在战斗中负伤后被俘，被敌人关进了监狱。1937年8月，由于国共合作，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与国民党军交涉后，父亲和被俘的一千多人返回延安。
父亲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结业后调到八路军野战医院。期间，还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自给自足。1938年7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的先锋战士。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父亲仍从事野战救护工作，从一个看护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医生，还担任了卫生队队长。那时部队在哪里打仗，他们就去那里抢救伤员。他们冒着炮火，不怕牺牲。在战斗需要的时候，也拿起枪同敌人作战。一次，一发炮弹在我父亲身边爆炸，他被炸得昏死过去，侥幸没有伤到要害，但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父亲先后三次负伤，腿上有两个弹孔，身上还有伤疤，解放后被定为“三等甲级伤残”。
1949年10月1日下午，父亲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震撼宇宙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日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父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一刻是多少革命战友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我的一家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建国后，父母随部队调到天津。1957年父亲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以表彰父亲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父亲1958年转业，先后任天津市和平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和平区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离休。
我小时，经常有学校、机关、企业来家邀请父亲去做传统报告，讲长征故事。他不顾身残多病，总是有求必应，也去过我所在的小学、中学。他还兼任了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父亲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大家都很爱听，反映很好。那时，我家兄妹几人，经常系着绸质的红领巾，引起小伙伴的羡慕，那是父亲做报告时学校送的。
父亲是个老革命，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人低调随和，乐于助人，和邻居们相处很好。每次钓鱼回来，总要分一些给邻居。他会看病，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是有求必应。一次，他去我母亲的老家看我姥姥，用针灸给乡亲们治病，消息传开后十里八乡的来了很多人，父亲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但他不厌其烦，能为乡亲们做点事他很高兴。乡亲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他送来了许多土特产品，他说：乡亲们都不宽裕，让大家把东西都拿了回去。
父亲生活简朴，经常穿着一身旧军装和一双解放鞋。吃饭也不讲究，从不搞特殊。他关心国家大事，爱看报纸看新闻听广播，经常出去参加学习。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忘本，要感谢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父亲品德高尚，对生死看得很淡。他常说，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够本了，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去世前，他叮嘱我们要丧事简办，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并要捐献遗体。
1991年5月23日，我敬爱的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二十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对我的教诲时刻铭记在我的心上。
今天 ，是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的忌日，我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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