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 星期二
写给我的母亲
今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按计划，全家老小回呼兰老家去给老母亲烧三周年。
实质上母亲是二零零八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去世的，但遵照先生的说法，祭祀老人要长周年短百天，也就是说在时间计算上烧百天的时候要减去几天，烧周年的时候要加上几天，加减的天数等于老人拥有儿子的数量。照此计算，我们一共哥三个，给老母亲烧百天或者周年的时候就要相应地加减三天。无论先生依照的是什么法则，不管对与不对，作为我们当子女的，又都是“门外汉”，也只能言听计从了。
考虑到行程中的安全问题，在同学单位找了一台考斯特面包车，十几口人坐到一起也算其乐融融。我们早上7点多一点出发，200多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随着车辆的启程，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经意间老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的时间了。没有经历，就绝不会有感受。一个家庭，没有了母亲，就没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母亲患病卧床一年半的时间，她躺在那里，家就存在；她老人家走了，家也没了。周末的夜晚不会再说 “回家吃饭”，休息日里没有了以往“回家看看”的概念。
母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节俭。无论是家人还是乡里乡亲的每每提起母亲时，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老人家仔细一辈子。”成由节俭败由奢。如果不是因为老人节俭，也许我们的家庭也走不到今天。母亲生于1929年，青少年时期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苦难的生活留下的都是灰色的记忆。因为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她十几岁时跟随自己的父亲逃荒由关里来到黑龙江呼兰河畔。母亲一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依然一贫如洗。
母亲18岁时嫁给了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的父亲，父亲属羊，大母亲整整10岁。父亲命运多舛，母亲已是第三任妻子，前两任妻子相继过世。第一任妻子没有留下子女，第二任妻子留下一个女儿。母亲过门时，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刚刚7岁，还有体弱多病跟随父亲一同生活的爷爷奶奶。从此，母亲和父亲一道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在那个年代，没有别的办法，勤劳和节俭是养家糊口的基本出路。关于父亲，我曾经在前几年的父亲节写过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在这里，我主要想说一说母亲。
年轻时的母亲是没有买过新衣服穿的，她好像一年到头就是一身深色衣服，或黑或蓝，而且还是用那种最便宜的白布加染料染成的。她一生育有7个子女，在穿着上都是年龄大的穿得小了旧了再缝缝补补让给小的穿。每当夜色降临，忙了一天的母亲又开始为子女缝补衣裳了。在我的记忆里，油灯旁、蜡烛边、电灯下，母亲手中那一根针却总有穿不完的线，纳不完的鞋底，补不完的衣裳。针尖磨钝了，母亲时常往头皮上蹭几下的动作总浮现在我的眼前，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母亲似乎没有逛过街。离我们村最近的镇叫康金井，大约10公里的路程。也许因为那里通火车，我们老家的人管去康金井镇叫“上站”。站上有商店、饭店，还有农贸市场。人们平时很少去，只是一年到头生产队分红了，临近春节时才去购置一些年货。“上站”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搭坐生产队的马车，更多的人是走着去，后来条件好的人买了自行车骑着去。看着人们坐在马车上那兴高采烈的样子，儿时的我多么盼望母亲也能带我去“上站”啊。可是不懂事儿的我哪里知道，母亲哪里是不想去，她是舍不得花一分多余的钱啊。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在邻里的多次劝说下终于动了心，决定搭生产队的马车“上站”。我一大早就跟着母亲不离开半步，也想一起去。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看到母亲坐到马车上，我就跟在马车后面边哭边跑，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一直跑出屯子东头。母亲不忍心，也是无奈，在一个不懂事的小儿子面前她选择了放弃。母亲索性下了马车，我分明看到她眼里还噙着泪花，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害怕挨打，没有跟随母亲一同回家。我到前院大婶（姐姐的公婆）家借了一条绳子，独自上山（生产队的大地）去捡柴火。当我背着一捆苞米杆子回到家时，母亲既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心疼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母亲“上过站”。今天想起这件事情来，我是那样的愧疚和自责，是我把母亲最美好的愿望搅黄了。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母亲不愿意满足孩子的愿望？但是，当时的母亲没有办法啊，她“上站”可以不吃饭，但她却不能让孩子饿着回来，可她又怎么能不让孩子饿着回来呢？母亲进城后，我试图领着母亲去逛一逛百货大楼，可母亲始终摇头；我也曾想带着母亲去北京走一走，逛逛天安门，可她老人家表示不感兴趣。就是我们条件好了，老人家也不愿意多花一分钱啊。
母亲的嘴不“馋”。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好吃赖吃的，能饱就得”，“宁可在家喝凉水，也不二十里地赶个嘴。”
我的童年时代要想借母亲的光吃上一顿好吃的，那简直就是奢望。每到冬季来临，我们家里都要腌上一大缸酸菜，在房屋中间挖个地窖，里面装满土豆。整个冬天不是上顿土豆，下顿酸菜，就是上顿酸菜，下顿土豆，有时干脆就是咸菜或者干杵大酱。菜里只能见到少许的油星，更别说什么肉块了。母亲做菜是从来都不放酱油醋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买上一些酱油，用来腌咸菜和包冻饺子。由于小的时候就没吃过醋，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吃醋依然不习惯。记得一年春节前，我和二哥去村里的供销社买酱油，回来的路上，我们实在忍受不住那种酱香的诱惑，小哥俩便蹲在路边喝起酱油来，而且互相保证谁也不准告密，怕母亲知道了打我们。
每当大街上响起“豆腐”的吆喝声，尽管会引起唾液的分泌，但我们去不敢奢求，那只能是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吃过后，剩下的才是我们的美餐。我们家的习惯是来了客人，小孩子不能上饭桌的。生产队每年分的少得可怜的大米和白面都是要等到家里来了亲戚才能吃，即使过年好像就是除夕和正月十五也只能吃上一顿。母亲对饭菜的量把握得特别好，每次客人吃过后是不会剩下什么的。有的亲戚刚开始来的时候，还会喊我们上桌子一起吃饭，每到这时母亲都会拦住，说大人唠嗑，小孩儿不着急，等会儿吃一样。其实我们知道，母亲做的是两样饭，过一会我们吃的就是每天都在吃的大饼子或者大碴子粥。后来，亲戚们大都知道了母亲这种做法，再来串门，就不再喊我们小孩子上桌了。我们家每年大年三十吃过的菜，一般第二天都要拿到仓房冻起来的，以便在正月里家里来亲戚时热一热再吃。
小时候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晚饭后一大帮小孩推着一个铁圈子满大街跑，或者是到结冰的水泡子上面溜冰、打尜。本身肚子里就没什么油水，一动弹很快就饿了。当时家家粮食紧缺，母亲一般是不让我们在睡觉前盘饭的。有一次，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坐在碗架子前面，吃一口大酱，喝一口水。母亲看了不忍心，竟破天荒地同意我吃碗大碴粥。
冬天的时候，母亲有时为我们炒上一锅苞米花。每个孩子平均分配，各自保管，即可闲时嘎达牙又可饿时充饥。有一次，我自己的那份吃没了，就去偷吃二哥的。二哥发现自己的少了之后，就把装苞米花的小筐吊在房梁上。我个子小，想吃也够不到了。
是母亲的操持，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家从来没有出去朝别人家借过粮食吃。相反，老叔、老舅等亲戚都到我家借过粮食。
母亲进城后，尽管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可母亲的勤俭作风依然没变，每到秋季过后，母亲总是提前就买好土豆、白菜储存起来，以备冬天食用。
母亲勤劳，农忙时她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春播到了，她点过种子，培过格子；秋收来了，她扒过苞米，薅过亚麻。农闲时，她就到地里去挖野菜，回来给家禽当饲料。记得家里一共饲养了8只鸡、4只鸭子和一头猪，都是由母亲精心喂养，靠它们产蛋产肉换取一些零花钱，贴补家用。
母亲的家教严格。母亲一天书也没读过，一个字也不认识，可她却深明大义。他经常告诫我们，家里再苦再穷，也要堂堂正正做人，决不能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她经常吩咐我们，见到老人、长辈要先打招呼，不要和别人打仗，更不能欺负老实人；她经常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多认识几个字，哪怕就是在农村当个教员，也不要种地。是啊，农民太苦了。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还得靠老天吃饭。母亲这一辈子在农村是过得够够的了。
二哥对读书不感兴趣，学习成绩始终不好。有一次逃学和几个小伙伴去打鸟，母亲知道后气得围着屋地追打二哥，直到把一个好端端的扫帚打烂为止。我上中学时，要到12里地以外的乡上去念。母亲看到瘦小的我每天要走着往返二十几里的路程，十分心痛，她就一狠心把全家多年来苦熬肚攒积累下来的钱给我买了一辆金鹿牌自行车。在八十年代初，那是我家最值钱的一件物品。我骑在上面，没有太多的炫耀，拥有更多的只是责任和压力。辍学在家的二哥对自行车充满了强烈的占有欲，但他没有正当理由，所以只能是在星期天我不上学的时候，自行车的使用权归他。但有时他要和小哥们出去玩，赶不上星期天的时候，也要打自行车的主意。几次和我争抢，我都甘拜下风。那时的我心里面记恨二哥，发誓将来自己有出息了一定不会搭理他。可事实上，我毕业分配到城里，他是家里第一个跟随我进城务工的，现在发展得还不错。
母亲命苦，但却练就了坚强。母亲一进门，就当了后妈，那时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刚刚7岁，母亲对她视如己出。母亲一生共生育了7个孩子，4女3男。母亲相夫教子，尽管贫穷、辛苦，但一家人也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命运却是如此作弄人，正当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生活一天天变好的时候，不幸发生了。那是在1962年，母亲已经生育了三女一男，大的14岁，小的7岁。不知什么原因，一家6口人全部得了伤寒病。父母还能坚持，孩子都躺在了炕上。那个年代，人们得了病，一是没钱看，二是也没地方看，一般都选择在家硬挺，生死全凭听天由命。一天清晨5时左右，年仅10岁的三姐永远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母亲的嚎叫，家人的恸哭，也没有唤醒她那幼小的生命。时隔一日，同一时间，聪明伶俐的大姐也停止了她跳动的心脏，临终前她还头脑清醒，和家人对话交流。大姐问母亲：“咱们家几口人？”母亲回答：“6口。”大姐又接着说：“不对，我说是4口人。昨天小妹不是走了吗？”说到这里，大姐用手抠墙上的土，向地上扔了两把。之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哭天喊地，家人捶胸顿足，也没有挽留住那花一样的年华。如此晴天霹雳，给本来就很虚弱的父母亲以致命的打击。母亲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可生命的花朵却在瞬间凋零了。苍天啊，命运为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
按习俗，两个生命一个在前三节地火化，一个在后二节地火化。在那晦暗的日子里，母亲就像疯了一样，跑完了南边又跑到北边，哭完了这个哭那个。她的心在滴血，她的心完全碎了。母亲坚强，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她还是挺过来了，看着一家老小，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时间可以冲淡记忆，但却抚平不了伤痕。母亲依然在勤劳、俭朴地操持着家务，但失女之痛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她的心田，她的泪水几近干涸。直到1967年我出生，母亲又生育了一女两男，至此，除了我的两个姐姐过世外，我的身上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天雨”，更大的不幸又降临了我家。1973年，父亲患上了胃癌，一棵大树顷刻间轰然倒塌。家里倾其所有，四处求医问药，寻找偏方，结果依然没有保住父亲的生命。父亲在病倒半年之后，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带着对家人的眷恋，带着对未成年子女的关爱，在家人的哀叫中走完了他人生55年的旅程。父亲患病期间，我高烧不退也病倒在炕上，经查明得了肺结核。用母亲的话说，炕头躺着一个老的，炕梢躺着一个小的，是顾老顾不了小啊。父亲临终前，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嘱咐母亲不要再管他了，管管孩子的病吧。等他老了以后，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早年丧子，中年丧夫，这种切肤之痛，让母亲情何以堪，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记得给父亲三天圆坟时，母亲一边撕心裂肺般地大哭，一边述说着父亲的不幸，悲痛欲绝地数落着父亲怎狠心扔下妻儿不管，还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抠着坟土，恨不得一下子让长眠于地下的父亲生还。
后来的日子里，眼看着母亲手里正忙着活计，却突然大哭起来。我们听到母亲的哭声，不知所措，我已经看不到母亲的眼里再流出泪水。母亲的头发愈发花白，视力急剧下降，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我长大后，给母亲买了很多种失眠药，试图治好母亲的失眠症，可对老人家丝毫不起作用。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除了年龄大的姐姐已经出嫁了，家中的大哥刚17岁，姐姐11岁，二哥9岁，我才7岁。母亲如何支撑这家啊？亲戚邻居看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无不同情和痛心。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发问，这个家到底是咋地了？但在那个自身难保的艰苦年代，大家虽有好心，却爱莫能助。一年过后，母亲的心情渐渐有了好转，好心人劝母亲想开点，往前走一步，找个人帮一把。起初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但看看一群还不立事的孩子，只好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母亲怕还小的我们到别人家跟着受气，所以提出必须要对孩子好，而且能够倒插门。这样，1975年，经人介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一直未婚的继父走进了我们的家门。母亲比继父大4岁，他们结合后未再生育。继父对我们很好，从小到大没有打骂过我们，他一点农活都没让我干过。有时二哥和我攀比，继父就袒护我，说我身体不好，让我好好读书。今天在这里暂不说继父的事情，待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我会专门为他写一点文字的。
母亲的幸福感很强，而且极易满足。1989年，参加工作3年的我，逐渐站稳脚跟。我向单位领导提出把居住在农村的父母亲接到城里生活，单位领导很支持并为我协调了一套两居室平房。从未使用过液化气做饭的母亲，头几次点火时“砰”的一声总会吓她一跳，后来渐渐习惯了，并且感到很方便。她逢人便讲，城里生活真好，下雨阴天再也不用抱柴禾了。母亲有四样口头福：大烟袋、去痛片、油茶面、大饼干。老婆知道母亲的喜好，这些事也犯不上让我操心。她会到农贸市场按老太太的意思买最成熟有劲儿的、最贵的旱烟叶回来给老太太抽，一买就够抽一年的。老太太有个头疼脑热的，或者身上有点不得劲儿就愿意吃去痛片，有时还靠它解乏，在农村时条件不好，母亲不到万不得已时是舍不得吃的。这回老婆一买就是几百片，满足供应。这回老太太高兴了，她说：“我啥也不得意，就稀罕这个。”母亲还愿意喝油茶面或者用开水冲泡大饼干吃，这些东西家里从没有断过溜，直到后来母亲都有点吃够了。
1999年，城市改造需要拆迁平房，我给母亲买了一套二手楼房。一个农村老太太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洋房，母亲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陆续来到城里生活的哥哥姐姐逢年过节还会额外给老人家买一些东西，给一些零花钱，一生坎坷的母亲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无论邻里还是乡亲都说老太太有福，养育了孝顺的儿女。母亲感受到了别人的羡慕，就会不时地夸奖自己的儿子懂事，媳妇贤惠。
母亲爱她的儿媳，疼她的孙女。母亲无论是当面儿还是背地里从没说过儿媳妇半句不是。当我和媳妇争吵时，母亲总会偏向媳妇，数落我的不对，过后她还嘱咐媳妇说我脾气不好，不要和我一样的。媳妇的月子是母亲伺候的，老人家生怕城里的媳妇挑剔，想法设法为儿媳妇做好吃的。母亲多次叮嘱媳妇要好好“坐月子”，不要动水以免着凉，不要穿少了以免受风。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年轻的时候不感觉到咋地，等你老了全都找到你。”婆媳之间相处十分融洽，从未红过脸。母亲疼爱孙女，六十几岁的她经常把孙女抱在怀里，举过头上，嘴里还召唤者:“这个小大宝，这个臭大宝！”老太太为了孙女的健康成长，还毅然决然地戒掉了她的口头福——抽了一辈子的旱烟袋。我们劝老太太不要戒了，母亲却说：“饭不吃饿得慌，这玩意不抽能咋地。”我的女儿和老人家之间很有感情，懂事的女儿出国前特意回到农村到她奶奶的墓地去祭奠一下。
病中的母亲依然刚强。2007年5月1日，因患小脑萎缩几次住院的母亲病倒在床。当时，没有工作的二姐在我家给孩子做饭已经几年的时间了，而且正赶上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中考，正是关键时期。可是卧病在床的母亲需要有人照料，别人又不适合，怎么办？我和媳妇商量，母亲操劳了一辈子，还是照顾老人重要，孩子的事儿我们两个多辛苦一下就解决了。于是，就让二姐去母亲家伺候老人，费用我们照给。由于二姐照顾母亲，我们省了不少心，母亲也少遭了不少罪。母亲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做什么。衣被能够及时换洗，时不当地把母亲掫起来依着床头坐一会，由于二姐的精心照料，母亲躺在床上一年半的时间，没有生褥疮。后期母亲的肌肉由于长期不动也发生了萎缩，稍微一动弹就疼得厉害，母亲咬牙挺着。病重的母亲下巴脱臼的次数越发频繁，有时一天要叫救护车几次去医院，病魔折磨着老太太。后来还是大哥想尽办法，母亲一犯病，就把大夫接到家来治疗，免得折腾老人。
细心的大姐看着母亲一天天的病重，知道早晚都会有那一天，早早就把装老衣服准备妥当。2009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早上，前一天晚上还正常吃饭、唠嗑的母亲却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她老人家去世前没有任何征兆，走的是那样突然，又是那样安详。我想，她老人家走前之所以没有任何交代的话语，就是因为她老人家看到了子女们生活幸福，而且有尊严，她的心中无牵无挂。按照老人家生前愿望，我们把母亲的骨灰运回老家，和我们的生父合葬在一起。
“到了，师傅快停车！”不知是谁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面包车停靠在路边，到父母的墓地还要走上一段距离。远处望去，早有一堆人站在父母的坟旁，那是老亲少友们听说今天给我们老母亲烧三周年自发地赶来的。我的心头为之一震，这是一种怎样的乡情啊。
我们几个儿女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分别买的祭品和供品，再加上大家带来的，父母的坟头堆了满满一地。压坟头纸、上香、摆供品，然后焚烧纸钱，一切都是按老规矩照办。。子女们虔诚地把黄纸、大洋票、金元宝等物品一点点的、有序地添加到火堆里。大姐嘴里念叨着让父亲、母亲多收点钱，别太仔细了，别舍不得花，想吃什么、用什么，就买什么。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在大家目光的注视下，极品慢慢地燃尽了。忽然来了一阵清风，刮起坟头的纸灰向远处飘去。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是老爷子老太太把钱收走了。子孙们依辈分、按年龄分别向老人家叩拜三个头后，整个祭祀活动就算结束了。我和大哥商量让所有的人都不要走，一起乘车去乡里的饭店吃午饭。老亲少友们有的推让一下，便不再客气，其实多年的乡土亲情，也是难得一聚。
我们离开父母的墓地向路边停靠的车辆走去，我的心头依然十分沉重。父亲走得早，那时我们还小，他老人家什么福也没享着；母亲尽管已经是我们家族中的高寿者了，但如果她老人家不生病、去世，按照我们几个子女现有的条件和孝心，她老人家还是有享不完的清福的。可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这三年来，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了。我的耳畔还时常响起母亲那“要是不忙，就回来看看”的叮嘱话语；我的脑海还不断浮现母亲那永远也看不够子女的慈爱目光；我的眼前永远也抹不去母亲那洋溢在脸上的幸福笑容。我愧疚，我自责，我不是一个尽孝的儿子。我经常一个人背地里大哭，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从梦中醒来，泪水早已浸透枕巾。
子曰：“百善孝为先”；“孝弟者，为人之本也”。
我真诚地希望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好好地善待自己的父母吧！我衷心地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们幸福安康！
下一篇:写在爷爷过世百日之后/走好，那位老人
网上祭奠已逝亲人进入：祭奠网 http://jidian.zupulu.com
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