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进
我可以说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从出生后的第三十九天起就不得不离开我母亲，无法像其他婴儿那样尽情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享受母爱。但我又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有幸被留在了外公外婆的身边，他们使我感受到了人间无私的爱和无私的奉献，使我懂得应该怎样做个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对社会有所奉献的人。
我外公是个孤儿，他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十六岁不到便孤身一人从苏州到上海做学徒。旧社会的学徒工是“奴隶的奴隶”，我至今都无法知道外公当学徒工到底备受了什么样的艰难。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毕业于金陵大学——一所培养“社会精英”的学校。他的谋生之道除了当学徒以外，还兼做家教，写文章，搞翻译。
从我外婆的口中得知，外公在挣扎和苦斗中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起薪一百大洋，要知道那时普通工人的薪水只是两、三个大洋而已。第二年加薪到二百大洋，以后每年都加薪晋级，但因不愿去迎合当时官场游戏中的潜规则，他没做几年便弃官而去。若干年后，还有不少亲友为他的弃官感到“惋惜”不已，说是他这样的人才假如继续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能当上“次长”（就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可他从不为此感到有什么可惜的，以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特别是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到几斗米回来时，他就有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出来工作的，在中国四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任高级管理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外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所以，当蒋介石政府即将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乃至于舅舅、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但外公还是决意留在大陆。一解放，中国民主革命的元老——张元济先生力荐我外公到商务印书馆，不久便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随后带着上海商务印书馆全班人马搬到北京。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对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卓越，享誉海内外。那一时期，外公早出晚归倾心工作，有一次他因疲劳过度竟然晕倒在会议桌旁。他经历了少年、青年时期的奋斗；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动荡不安的年代，到了此时，似乎终于触摸到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似乎终于看到祖国和平、富强、文明的前景。即便因疲劳而晕倒，却又是在心情最舒畅的日子里，一切便自然不在话下而成理所当然，外公这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就是这样着陆的！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57年，外公因在公开场合说了几句真心话被打成右派，此后便“运动”终生。我就是在外公当上右派的第二年降生在外公家的，由娇小瘦弱的外婆，在老年阶段，花了全部的气力和心血来呵护我，历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
小时候每当我放寒暑假，外婆总会带着我到北京去陪一陪外公。半工半读孤苦的生活使外公养成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从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我面前留露一星半点，他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但对我却格外的慈祥。或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就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温暖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些都来自我的外公。后来才知道那时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被革去了总经理的头衔，只能参与修订《辞源》的编辑工作。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他更是连编辑的工作都被剥夺，到干校去“改造”，于是修改编辑孙儿们的信件，便成了他最快乐的一件事。他把我和表弟们写给他的每一封信都加以编号，纠正信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给我们写上成语的出处。随后，外公再将修改后的信寄还给我们，要求我们重抄一遍后再寄给他看。前些年，我有个表弟也曾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他说：“爷爷是我一生的楷模，我一直在尽力争取像他那样，但再要找到像爷爷那样的编辑已经不太可能了。”
“文化大革命”后，外公退休回到上海，我们总算可以朝夕相处。可外公已然病魔缠身，垂垂老矣，没几年他就去世了。在我舅舅的一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对我舅舅说的话：“我的后半生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记得外公去世当天，他的单位派人来征求外婆意见：丧事怎么办？外婆愤然回答：“人活着的时候要待他好一点，死了就算了，什么也别办！”外公去世时没有什么遗体告别仪式，外婆只在家中挂上他的遗像，带着我们几个晚辈向遗像鞠躬，作为悼念。
外公青壮年时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但壮志未酬，晚景是很凄凉的。然而他和外婆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他们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我是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和细心呵护，我非常健康。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又白白净净胖乎乎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外婆不但注重我的身体健康，还特别培养我心灵的健康。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见外公商务印书馆的信笺的纸张很好，便随意的撕下一张来练习写字，我外婆看见了，立刻拉我到一旁，讲道理给我听：“这是外公单位里的信纸，是公家发给外公办公用的，等于是国家财产。你写字需要用笔和纸，外婆给你买，但是要记住，国家的东西哪怕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能随便拿来用。”
我外婆出生于官宦世家，她父亲是清朝的进士，进京城当了个京官。她的姐姐们都嫁了上海的大买办、富商大贾，唯独她，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恋爱，嫁了自己喜欢却没有背景的读书人，说起来也是她从小在教会学校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她要求我既要学好中文，也必须学好英文，她坚信：“读书是通向智慧的大门。”我的英文底子是外婆长年累月的督促检查为我打好的基础。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多学门外语，就多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外婆晚年得了不治之症也不愿躺在病床上，而是照常每天起床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硬撑着坐在她的小藤椅上看书读报, 还做些轻便的家务活；到了晚上，她仍坚持收看墨西哥电视连续剧《女奴》，颇有尊严的走完了她人生最后一程路。外婆肝昏迷的前几天叮嘱我：外婆得的是癌症，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医生以为我不懂英文告诉你小阿姨说我得的是Cancer，你舅舅、小阿姨还瞒着我，其实我也瞒着他们，要让他们觉得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心里压力才不会太大。看完《女奴》我就要走了，你和小玲（我太太）好好的过日子，小玲比你懂事，有什么事情要两个人商量。有机会的话最好出国去多长点见识，你外公这辈子想做事却没做成，你可不要浪费青春年华。
外婆临终前对我的嘱托我一刻都不敢忘，虽然他们离开我二十几年了，但我觉得他们始终和我在一起，无论我遇见多少艰难，碰到多少坎坷，仿佛总能看见他们鼓励我的眼神，是他们伴随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去年底我回国探亲，去苏州看望了他们。虽然原先的墓地被征用，他们被搬迁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另一处，但我一到那里，就仿佛听见外公那一口苏白在轻吟唐诗宋词；仿佛看见外婆那瘦小笔直的身影，带着我一路来到他们的面前。我对外公说我这些年在外面没有给他们丢脸；对外婆说我已实现了她的夙愿。
我自豪身体里流着他们的血液，如果人生有来世，我希望他们还是我的外公外婆！
这篇文章写于母亲节，清明之际贴上来，献给我的外公外婆（姥爷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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