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齐文彬生于1916年,逝于1967年夏。人的皮肤遭受创伤后,经过医治伤口会愈合不再流血。可是人的心灵遭受重创后却无法医治，伤口终生在流淌着鲜红的血。父亲的惨死,给我心灵造成得就是这种结局!图为:1965年夏,我(左一)与堂侄女齐鸣(左二)堂姐齐晓荣在东水井家中的丁香树前合影。
“How time fly。”这是我自学《许国璋英语》时,学到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时间过的向飞一样快”。回顾我与父亲齐文彬永远分开的日子,己经有45年的光阴,时间真是象飞一样。但是,父亲去世那天的情景,我却永远认为是在“昨天”发生的事。
父亲是1967年8月10日去世的,那年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东水井胡同3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我还是11岁在小牌坊小学上4年级的小屁孩。记的那天特别热，整个北京似乎进了大“蒸茏”。晚上大人小孩都坐在胡同路边乘凉,用大蒲扇不停的扇着还是一身汗,我怎么也睡不着,只穿一条短裤光着小脊梁板在胡同瞎溜达多半天才回家。清晨3点左右，我家院子的大门被人砸的“咣、咣”的山响。母亲打开大门一看,门外停着辆大卡车，十几个面目凶恶，手臂带红袖标的人站在门口,有几个人还头顶柳条编织的安全帽,手拿1米多长茶碗口粗镐把。
为首的一个人大声说:“这是齐文彬的家吗?”
我母亲回答说:“是”。
这个人又说:“我们是大灰厂的,齐文彬他今天自杀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现行反党命分子。”
我听到这句话后，知道父亲死了,全身如同掉到冰水里,不停地颤抖如同一只中枪的小狗瘫倒在地，用手捂着脸发出一声声哀号。
父亲是在北京市远郊大兴县附近的云岗大石灰厂工作,是一名普通工人。他年轻时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和下级军官,解放后因为这件事一直处于被挨整的状态,他养成小心、紧慎、不多说话、对谁也不得罪的人生处世哲学。哥哥齐成在出外上学时,父亲对他说:“今后无论遇到什么运动,要记住白纸黑字是铁证、说话是活证、只有思想是流动的,无法抓住的。你对政治问题不要写日记和任何东西,不要说话,只有认真的思考。”
我想，父亲就是靠着这个哲学,躲过了镇反、肃反、反右等历次运动，可惜他没躲过“文化大革命”,在批斗中被人打死。一个小小的百姓,一个上天之子，一个公民,我的父亲齐文彬在51岁之时,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父亲在他31岁那年，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齐成。过了9年,也就是在1956年2月3日，才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父亲40岁得到第二个儿子非常高兴，在单位和家中摆了好几桌酒席,庆祝老来得子。
我是在5岁那年,也就是1961年的夏天才记事。当时我正在院里玩，有人指着我说:“小忠今年有5岁了吧?”听到这话我站住了，向说话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用手指着我和一个女人说话。从那天起,我才知道这俩个人是父亲和母亲。
命运却与父亲开了个大玩笑，多子没多福,多一个儿子带给他是精神上的灾难和打击。我在3岁那年北京流行瘟疫“小儿麻痹病”，东水井胡井就有3个小孩得了这种病,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右腿完全瘫痪。如果医治不好,我的一生可能是个毫无用处，无法行走的废物。我想信，世界上作父母的，都会领悟到我父亲当时难受的心情。但是父亲并没有丧失的信心，把我送到月坛北京儿童总医院做最好医治，他节衣缩食以每天3元，每月90元人民币的代价,在儿童医院为我做了两年的针灸治疗。当年90元是可以养活七、八口一家一个月的。在父亲精心的照顾下,我的右腿有了知觉，开始发育，终于能走路了。而东水井胡同的那两个得病儿童，一个右腿瘫痪，终生架双拐走路。一个腿部肌肉萎缩，终生用足尖点地行走。
“破屋又逢大雨。”我在4岁那年又得重病“猩红热”，差点小命归阎王，病后的我全身脱下一层皮，瘦的皮包骨走道风一吹就倒。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吃不饱饿肚子。为了使我的身体强壮，父亲不知道那来的“神通”，每天能让我吃一个沾香油的白面馍头,喝一碗豆浆。粮食供应好一点后，我还可以每天吃一个油饼。小牌坊胡同菜站有个称菜的大秤，每个星期天父亲都会把我带到那里，用秤量量我的体重。如果我的体重增加了,他会很高兴,如果体重减少了,他会不高兴，小声的自怨半天。
“小儿麻痹病”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我的右腿发育不良，比左腿细了30%。在走路时右腿还会“闪电”性瘫痪，把我狠狠地摔倒在地，这个要命的“习惯”至今还有。我的大脑神经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头脑反应迟钝、想的话说不出来。有时大脑还会突然“断电”,整个人如同“木头”桩子,不会动直挺挺的站立,随后向前扑倒摔在地上。记得6—8岁时,我的身上全是一块块伤疤，往往旧伤没好新伤又来。我的所有亲人，只有父亲观察到我的这种病，每当我发病时,父亲会马上跑到我的面前蹲下,让我扑倒在他那宽大的后背上,轻轻的把我背起，口里还念到:“天灵灵，地灵灵，别吓着我家小顽童!”
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我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10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儿童医院复查“小儿麻痹病”，医生对他说:“今后不用再带孩子来检查了,他是我们医院治疗最好的小儿麻痹病患者。”父亲听后很高兴,脸上兴奋的红光满面，再三感谢医生。不久,父亲又打听到上海有一家大医院有种特效药,能够彻底根治“小儿麻痹症”，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亲属,并宣布6月带我去上海治疗。命运又与父亲开个大玩笑，当年6月中国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使父亲无法带我去上海治病。
我在5岁时，也就是1961年夏天才认识了父亲,1967年8月10日，永远的失去父亲。我与父亲结识只有6年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这6年是我人生中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无法用文字和词言描述的美好生活。那年月,父亲对我是百依百顺，东西人民市场第一次摆出橡胶拖鞋,我用手一指,父亲马上就会给我买。冬天父亲带着我逛厂甸庙会,给我买一米多长糖糊芦，我举在手里耍来耍去。给我买关公大红脸的面具，我晚上带在脸上到处吓唬人。给我买大碗豆腐脑，里面还要多放一份炖肥肉,吃的满嘴流油香。我的兜里装满小鞭炮，糖炒栗子。每到星期六,父亲都会在桌子座钟的小门里放上3角钱，星期天我用5分钱到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看场电影。剩下的钱去看小人书，吃冰棍，到工体游泳场游泳。
我小时候也很淘气，拆掉收音机的保险,让收音机出不了声。打开座钟里的发条,让表的下摆无法摆动。有时淘气大发了,用父亲刮胡刀片,把伯父家沙窗割成一道道口子,让伯母上门来告状。摔碎卖茶人的大茶壶,让人找上门索赔，父亲听了就是不生气，只是冲我笑笑。
父亲还如一棵“大树”,在人世间为我阻挡各种“风雨”。这是我失去父亲后最深刻的体会。记得1965年过年，我家和伯父、叔父家在一起吃饭。吃饭时分两桌，父亲、伯父、叔父三人坐一桌,他们喝酒桌上的菜好一点。其他人与小孩坐另一桌吃饭菜。家族的规矩，小辈们不允许到父辈那桌吃饭夹菜吃，只有我特殊可以坐在父亲身边在那桌上吃菜。那天桌上有盘白糖拌西红柿，当时是希罕物。我不仅把西红柿全吃了，还爬在桌上用嘴吮吸盘子里的西红柿汁。叔叔家的堂姐齐晓荣是小学老师,她是独生女养的骄很有个性。她不满的说:“小忠，真没出息,站没站像，吃没吃像。”父亲听后很不高兴,脸马上下沉拉的好长。叔父齐文元赶紧打圆场,他对我说:“小忠,今年你考试得了多少分?”
我说:“语文98分,算术99分。”
叔叔笑着说:“我出一道题，你要说对了,我给你5块压岁钱。”
我点点头说:“好，你说吧。”
叔父说:“98+99是多少?”
我想回答是197,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急的我张着大嘴楞在那里如同“傻子”。
父亲用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他说:“不要急，什么时候想出来,什么时候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脑子平静了,我才结结巴巴的说:“叔叔，是197。”
叔叔听后点点头,笑着说:“小忠真聪明,我给你拿钱。”
我赶紧拉住叔叔的大手,对他说:“其实这道题很简单，用移百法马上就能算出来了。就是先从98中拿出1位数,移在99里变成100，再加97多容易算,你刚说完我就算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就是开口说不出话来，急死我了。”
伯父和叔叔听后,都夸我10岁的孩子就会移百法聪明。叔叔拍着我的头，他对父亲说:“二哥,小忠今天在屋子来回走的时候,我认真的看了看,他没落下什么毛病。头脑很聪明，今后准能考上北大、清华。二哥你的苦心没白费, 来我敬你一杯。”
父亲听后两眼放光，高兴的挥挥手说:“三弟,这话让我真高兴,我要连喝三杯。”
很久,很久以后,我开车与堂姐齐晓荣一同去给叔叔、婶婶扫墓, 堂姐已是年近70岁的老妪,严重的风湿病使她走路步履蹒跚，我小心的搀扶着她,又把她抱上汽车。不知为什么，路上她向我又谈起这件往事。
她说:“我爸爸那天回家，把我好一顿数落,说我不懂事,不懂二伯父的辛苦。当时我认为爸爸是小题大做，我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才知道爸爸说的对,才理解二伯父的心情。任何父母看到自己瘫痪的孩子，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路，等于看到人生中的快乐重新升起在天边，敢于触碰这种快乐的人，是他们的敌人，二伯父那天没打我一顿就是好的。”
父亲让人害死了,他永远离开了我，我知道，等待着11岁的我，一个瘸腿的残疾少年，是一场地狱般的人生历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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