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 清明思念 –
老六何为民
打小有依稀记忆时, 已是解放前昔。这时通货膨涨，民不聊生，爸爸在邮局工作的工资已难维持一家9 口人的生活。大哥曾在路边卖草帽，一分钱没卖到，帽子还被抢了。于是爸爸只好在工余时间，在离家很近的小坝头上租了一亩多闲地，办起了一个没有雇工的小农场。爸爸的思想很潮，不管什么事都要做得好，养的动物和周边人养的也都不一样，特别漂亮，几乎是一个新品种试验场。爸爸很爱带我去农场，一边教我喂鸡鸭，一边给我讲解：“鸡窝里是一群最能下蛋的莱杭鸡，下的蛋几乎比当地土鸡多一倍”，那边黑红相间高高大大的鸡是“大哥去南京考大学时，从南京农业大学买来的澳洲黑”，水塘边则是一群雪白的北京鸭。
跟在爸爸屁股后面，虽帮不了什么忙，但也不至于是个累赘。在农场，一则是帮爸爸拣蛋、喂小鸡、喂小鸭特别好玩，喂完了再到旁边的野地树林里抓蝴蝶、蜻蜓，摘野花。
49 年九江解放，在50 年代初期应是爸妈一生最好的时期。大哥免费去哈尔滨市工程学院读大学，大姐则响应国家参军、参干的号召，到武汉中南区团委工作。爸爸则结束了农场忙了起来，担任了九江市中山路邮政支局的局长，以前押车学的俄语这时派上了用场，晚上还不时到俄语补习班去当义务老师，妈则参加了街道居委会中工作，51 年我家被评为九江市五好家庭，妈还参加了九江市劳模大会。
但好境不常，虽出身贫寒，但在教会中学读到初中，国民党时期的邮局旧职员身份，不可能被一帮以“大老粗”为荣的人所认可。53 年三反五反，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爸爸，我问妈妈，妈只说有事出去了，但暗中看到妈妈在流眼泪。过半个月后爸爸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被单位莫名其妙的隔离反省了半个月。没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不能重用，于是便派到沙河县去创办沙河县邮政局，并任局长。
租的老百姓住房，雇请了2 个邮递员，这个县级邮局就这么开始了。当时的县级邮政局也没有什么营业时间的规定（反正爸爸住在里边），整个邮政业务就靠爸爸一人，从接火车到收发，从柜台营业到分检邮件，都亲自干。没有节假日，过年都无法回家，爸爸却毫无怨言。我周日及寒暑假都乘火车去沙河看爸爸，陪爸爸。甚至中午帮爸爸站柜台卖邮票，让爸爸歇一会儿好好吃口饭。
在爸爸的辛劳下，总算把沙河县邮政局建好，工作走上了正规，投递范围在不断扩大。雇来的那个所谓“根正苗红”的投递员急于转正，并觊觎于“局长”的位置，不断地向上送礼和打小报告，说爸不讲政治，只管业务，于是爸爸又被彻下，以有经验为名，发配去搞最辛苦的乡村邮路开发和规划。
那时正逢建国后邮政大发展，邮政业务从中心城市逐步扩大到县、乡、村。邮件如何流转，投递路线长短都要先探查、规划、确定。哪时根本没有汽车，全凭自行车、步行勘查。不管风霜雨雪还是娇阳当头，爸爸都是一个人戴个草帽推着自行车，默默攀爬在山村田野。几年间走遍了九江地区的县、乡、村。能骑则骑，不能骑就推着、扛着，把整个九江地区各县、乡、村的邮路都勘查、规划好了。
爸爸凭自己的刻苦努力、工作成绩使整个九江邮局对爸爸业务的精通，工作的能力有了公认。但爸爸不善“关系”，梗直，埋头工作，从不送礼、受礼，再加上他的“旧职员”身份使得他不可能被委以重用。后来就被放到闲职“邮务督查”上，管管邮政档案直到1971 年退休。爸爸可能也正因为这样不计较名利，甘于闲置，与人无争，使他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也就是万幸了。
爸爸去世已经21 年了，适逢清明，不能远去北京扫墓，特写此文祭典远在天堂父母。
老六何为民于2011 年清明
下附一篇我父亲邮政老人何玉山先生的遗稿，这是由我的弟弟何季民先生从父亲零散的笔记中整理出来。记述了父亲解放前的经历。弃家抗战17 年，进关，转调杭州、金华、赣州、景德镇等地，解放前夕调到九江市邮局，1971 年退休，1990 年去世。
邮政人弃家杭战
何 玉 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铁蹄，不甘为亡国奴的三千东北邮政员工集体行动，上演了一幕激动人心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东北，不甘为亡国奴的东北人大量抗日入关，其中有一幕壮举是哈尔滨邮局集体罢工，东北三千邮政员工背井离乡南下抗日。我就是这三千东北邮工中的一员，从此一曲《松花江上》成为心中永远的吟唱，“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
我是在1928 年4 月11 日考入吉林邮局的，那时初中肄业才17 岁。初到邮局是当“苕子” ，(Sorter ，即拣信生），整天站在光线幽暗、尘土飞扬的收发处分拣平信，兼补袋、封袋，一切都是手工劳作。1930 年，我成了哈长路邮政车上的押运员搬运工，其实就是“苦力”，在工资发放表上清清楚楚就写着“kuli ”。
一天，车到头道沟车站，我们几个搬运员急忙地装卸邮袋。时间太紧眼看要赶不上车了，一个同事扛着邮袋没走天桥就跨轨过去，上去后立即被一个日本警长抓住抽打耳光。
见到“黑帽子”（日本警察）上来就打人，全站的近百名邮工都激愤起来，一下子围上去把那个警长狠揍了一顿。于是警哨齐响，几辆警车开来当场抓住了几个同事。可是我们中国邮工抱成一团，个个都说：“是我们打的！”“要抓，把我们都抓走。”纠缠之中，西伯利亚国际列车到站了，一时欧亚各国的国际邮袋无人卸车。黑帽子明白动了众怒，自己把事态闹大了，只好硬着头皮把抓走的邮工全部放回，而且还答应了我们的合理要求，允许中国邮工从路轨上往来作业。
那时候东北人都知道，连张学良的老师在南满车站都挨过日本人的打，大人物尚且对小日本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小人物却被逼得造反，中国邮工群起而攻之—日本黑帽子埃打，一时传为佳话。
1929 年，我被调到哈尔滨吉黑邮政管理局（当时吉林、黑龙江同属一个邮区）押车分大报，新婚才一个月，就遇上了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2 月5 日那一天，日军先头部队从南向北经过香坊沿着秋林大街首先侵入了哈尔滨，位于南岗的日本领事馆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当即开出一辆乌龟壳装甲车与之会合，大群的日侨和浪民挥舞着膏药旗夹道欢迎。在不抵抗主义的主宰下，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哈尔滨。
当时，与日本领事馆一街之隔的吉黑邮政管理局也在南岗制高处，许多员工目睹小日本的嚣张气焰义愤填膺，惜手无寸铁徒唤奈何。第二天，我们全体邮工都自发地不去上班，以示抗议。那时，哈尔滨邮局掌权的人是邮务长英国人史密斯，他也拒不向前来接管的日本人交钥匙、交权。孔繁衍（即作家罗荪）和邮局工会副主席赵世伦则暗中串连，与蛮横凶残的日军巧妙周旋，由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哈尔滨邮政大罢工。大家提出的要求是：由邮员们自由选择，让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自愿南下的人离哈进关，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见邮员们都不去上班，邮务陷入全面停顿，日本人开始不以为然，自以为在高压之下不怕中国人不上工，于是到处抓人打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找人上班。邮工们则躲在家里，或化整为零，每日在道里公园碰头，互通消息，互助互济，坚持日本人不答应罢工条件就坚决不上班。一时间，大罢工使得哈尔滨邮务瘫痪，相持数日。哈尔滨是当时从西欧经由西伯利亚铁道到日本的交通和邮政大动脉的重要枢纽，这里的罢工立即使这条大动脉形成了栓塞，大批邮件堆置在车站无法疏运，更使得整条邮路都不得动弹。日本占领军一下子吃到了苦头，明白了中国邮工大罢工的厉害。同时，英国人史密斯强硬地坚持：不放愿意离开的中国人进关就不交权。当时，日本侵略当局对英国还有所顾忌，不得不与英国及史密斯几番谈判、多次交涉，最后为了恢复邮路不得不同意放人，并为不愿为他们做事的员工签证人关。这场哈尔滨邮政大罢工终于以中国邮工的胜利而告终，随即东三省有三千多邮政员工选择了背井离乡抗日人关。在吉黑邮政管理局里，只有少数人如会计股的听差等，因为家庭牵累等原因没有进关。
我那时年轻，爱国，血气方刚，自然是不肯当亡国奴为日本人做事，进关的事情来得急迫，容不得回家告别双亲，就带着初婚的妻子踏上了几十年的不归路。三千东北邮政员工的抗日爱国行动轰动了全国，流亡入关的东北人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欢迎。那时大家都天真地以为国联派出的李顿国际调查团会主持正义，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侵略者理应退兵，三个月便可以回来。却不料三个月变成了三年，变成了15 年，变成了一辈子，这一走竟成永诀，终生留下了对于父母、亲人的愧疚和遗憾。
“九一八”以后，全国抗战情绪高涨，爱国弃家、勇敢进关的东北人成为抗日的象征。三千东北邮员被分派到南方各地，我被分派到了杭州，又是一路撤退，一直到1937 年9 月撤到金华邮局，整整5 年里我都是在西子湖畔的南星桥邮电局服务。老杭州人都很喜欢过去少见的东北人，喜欢听豪放直率的东北话。许多城里人都知道，除了在览桥航空学校，在南星桥邮局里也来了位抗战进关的东北汉子，还有我已怀六甲的东北妻子。那时，抗日流亡的东北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格外的欢迎，
在“七七事变”前的杭州城里，有南星桥、闸口、览桥、拱哀桥4 个邮局，有官巷口、清河坊、皮市巷口、民山门、湖墅、龙翔桥、里西湖、佑圣观路8 个邮政支局，邮务长改称局长。自从浙赣铁路火车直通南昌后，杭州邮政开始全线带运邮件，并且是由南星桥邮局负责担任派押任务——我就是邮车里的押车人，一直到1937 年9 月杭州沦陷后。还记得邮局里有老同事朱凤岗、沈庸、刘骥、王化、乐雪仙、王泌鑫等人。
“八一三淞沪会战”，日寇终于把战火烧到了杭州湾。过去的邮政，号称是准军事化管理，邮政员工尤如一支国家军队。尤其在战时的前线，为了保护抗战前线的邮路畅通，邮局员工在撤退之时还背负着国家的职守，只能随着战线的移动且战且退，有组织有团体，命令如山、令行禁止，担负着更多的职责，必然要冒更大的危险。
从杭州撤出后的三年，我一直是忠诚的押车人。战时的交通线没有前方或后方，火车开到那里都是鬼子追踪轰炸的首选目标。坚守在列车上的人只能随着火车前后进退，生死听天由命，一脚踏在阳关道，一脚踏在鬼门关，丝毫不亚于持枪上阵，战斗在最前沿。记得在金华撤退时，火车出湖镇不久就被日机炸中起火，我与同事李润林冒着生命危险将邮车与着火的列车解开，保全了全部邮件安全到达龙泉，其余的车厢则全都被烧毁。在弋阳，中午还与同车的行李员同桌吃饭，下午列车被炸，他的肠子已经挂到电线杆上，死得惨不忍睹。在江山途中，军民混杂落荒而逃，遇敌机扫射九死一生。在浦城，难民太多，坐在局车上的军邮员郑柯五被迫无奈，用手枪逼着我等其他员工下车步行。却不料，日机专炸邮车，偏就炸死了坐在车上的郑柯五的妻子和外婆。危难当前，勇敢者永生。记得在敌机的枪林弹雨之际，朱学范亲临前线慰问临危有功的邮务人员，令我永志不忘。
坚守在第一线的邮政员工且战且退，跟着的家属四处逃难。常言八年抗战，我们则是抗战15 年。三千东北邮工最恨的是小日本，弄得我们有家难回、有亲难见；最苦的是逃难，一逃就是15 年；最难忘的是搬家，哪里都待不久、不是家。抗战15 年，我们成为了一幅最长的《流民图》。
在古稀五载时一天晚上，突然在脑海里浮现起早已忘却的40 年前吉林小学堂的一首儿歌：
“燕子燕子别来又一年，飞来飞去借你两三椽，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街泥快去街草，重修旧家园”。
往事悠悠儿歌多多，岁月的打磨惟独删不去这首？那是因为故乡的召唤……此时今日，相信如果世人读到我的这些文字，一定会听到三千东北邮工在天堂里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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