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走了十年了！
石门峰山坡上的野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已经十个春秋。
父亲在我们生活中的概念，都是陵园、祭祀、扫墓、清明节一类的词汇。我们和父亲阴阳两隔，联系我们的，也只有每次烧给他的哪些黄黄的、薄薄的纸钱..。
在天国的父亲，您生活的还好吗？
清明的细雨再次在江南纷纷下起，就像我们对父亲不绝的思念。
天公洒泪，我祭父亲。
一
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在离武汉市不太远的黄陂县一个贫瘠的村庄里。家中是一个由于吸食鸦片而败落的富贾商户，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好像辉煌过，听说其祖上既有进士、秀才之类的文人，也有在如今还被乡邻们津津乐道的黄陂县“西半头，头一家”的巨富。但是到了父亲出生时，肯定是败落了。他的父亲很早就辞世。他的母亲到汉口去帮大户人家做女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母亲就随所帮的人家逃难到上海并失去音讯，父亲童年是伴随着他年迈且失明的祖母一起度过的。
记得一九六五年，当时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和在黄陂九中读初三的哥哥浩文，都因学校布置要写家史，我们回家要求父亲讲家史，一向寡言的父亲才在油灯下讲述了他的童年。这么久远了，他讲了些什么大体已经淡忘了，但是一个深刻的表象始终留在我脑海里：一个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冬日，他和已經瞎眼的祖母，一老一小，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沿村乞讨。富人家的狗咬破了他的后腿，哪殷红的血伴着那小小的脚印，一步一步的留在莹白的雪地之中……。
新社会阳光灿烂，
旧社会乌云遮天。
欲知详情若何，
请看家史一段！
这篇以打油诗开头的《家史》因文采夺魁而被张贴在学校的玻璃橱窗里，虽然让我获得了学校的作文奖，但父亲的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更多的是悲凉。
父亲的祖母去世后，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后来被他的舅父收养，舅父姓陈，有些文化，曾经教过私塾，所以父亲才改姓郭为姓陈，并跟随舅父读书识字。
二
对父亲的回忆，第一个符号就是一九五七年。
在父亲的一生，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虽然那时的我们尚小，但明显的感到父母总是在学习，开会，经常不在家，家中的气氛也比较凝重。我们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九五七年底的某一天，妈妈回家后，突然抱住我们几个孩子放声大哭，反复的说：我的孩子，将来你们怎么办？！将来你们怎么办？！我们犹如一群受惊的小羊，在母亲怀中大哭起来，心中十分害怕，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被划了右 派。
右 派是什么？当时的我们懵懵懂懂，一无所知，但从母亲巨大的悲情中，我们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情是，听说这些被划了右派的教师，派到修水库的工地去劳动，主要是扛生石灰，石灰是用草袋包装的，用肩扛到工地去，因为天下大雨，水落在石灰上起化学反应，石灰由生变熟，产生高温，许多人的腿，脖子都被生石灰严重的灼伤。但这些几乎象在劳改的“右 派”们没一个敢停下来，还是拼命的在雨中奔跑，这幅图画深深的烙在我幼年的记忆之中。
当年的反 右运 动基本上是以言定罪。但是这种言，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政党鼓励下之言。毛泽东在五七年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又以各级党组织的名义，鼓励“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毛贯用这些手法，1942年的“延安整风”用的就是这一套。但是许多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当时还是很激动的，费孝通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的打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到了五月份，毛又在人民日报上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反正父亲是掉到陷阱里了。父亲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说过什么，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到某某地方查阅一下当年官方的档案，看他究竟为何获罪。据母亲说，他为人诚实，稳重，从不多言，估计也只不过重复别人所说过的话而已。比如批评党政干部进城后都“换老婆”之类。我想也是，像父亲这种“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的人，哪敢去向党“猖狂进攻”？况且他当年二十多岁就担任了校长一职，是新政权的受益者，他更没有必要去向党发动攻击，他不是唐吉珂德。
把父亲划为右 派是五七年底，已接近春节。之所以这么晚才划，是因为他一直处于“可划可不划”之间，大概也的确是找不到他什么真凭实据的“右 派言论”。但是当时划右 派是有比例的，父亲所在学校按上级的要求，必须要划出一名，这样就把他硬是划进去了。如果说右派是“有罪的言者”，那么父亲可以算作一个“有罪的无言者”，显然他是冤枉的。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冤枉也是一种常态。
划右 派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寡言，做事更刻苦，更卖力，学校里的脏活，累活，他都抢在前头，完全放下了当校长的架子，我们似乎看到他的背开始有些佝偻，显然他承受了沉重的精神重压。
右 派对于我们子女的影响开始显现，是在一个毫不经意的场合。
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已经停课，我所就读的黄陂一中要派学生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每个班有三五个名额，我当时在班上也算品学兼优，又是学生干部，赫然在列。候选名单写在黑板上，让全体同学投票。几乎接近尾声时，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陈浩武不行！我知道，他的父亲是右派！”这位同学是和我从同一个小学考进黄陂一中的，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这种身份的发言当然极具杀伤力，全场一时愕然，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我像是被人重击了一棒，被打晕了。只见指导员把我的名字划去，我狼狈的含泪离开教室。
从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黑五类（地，富，反，右，坏）的子女，是二等公民。过去由于学习好，成绩好而累积起来的自信和优越感一夜之间被摧毁得荡然无存，强烈的自卑和身份差别的屈辱笼罩着我，这种自卑感和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才逐渐淡漠下来。
“右 派”像一个紧箍咒，紧紧的箍住了父亲的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一念咒语，他就会痛的满地打滚。所以他必须永远是老老实实、含悲忍辱的生活。
右 派也像一片笼罩在我们家庭上空永远也不散的乌云，给我们的每个家庭成员带来无尽的灾难。哥哥浩文一九六六年离开初中，只能回到家中，不能上高中。六九年下放农村以后，所有的入党、入团、参军、提干，招工等等一切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这样他竟然在农村呆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七年被招到公社所办的企业当工人。两个妹妹也同样如此，她们都只能到社队企业（现在叫乡镇企业）当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付出最辛苦的劳动，收获最微薄的工资。
那时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张家榨屋的小村子，现在行政上属于黄陂县的王家河镇。那个村子许多人都到汉口去学徒弟，主要是做螺丝，在老虎钳的台子上用人工分别在螺帽和螺杆上拧出丝纹，是一个很艰苦的力气活。父亲无奈，只好让浩文也去学这个手艺，可怜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每天站在那里拧螺丝，酷暑的武汉，高温难耐，汗水顺着脚往下流，把脚下的地都打湿了。累死累活一年，一分钱也没拿到，原来那个包工头是个骗子，他拿到工钱就跑了。前几年春节，我和母亲还特意开车去看了这个村子，所见景象，和几十年前相差无几，看起来依然十分破败，荒凉。
父亲内心的屈辱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自己当了右 派，影响了自己的妻子，殃及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但他无力改变这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按照党的意志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帽。可是事实又总是无情的击碎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积极改造，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摘掉了“右 派 分子”的帽子。但是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改变任何现状，他的政治身份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一切依然故我。我们这些子女只是从“右派子女”变成了“摘帽右派的子女”，依然受到压制和歧视。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事就是填表，但那个年代做什么事都要填表。入团，入党，招工，提干，等等。之所以怕填表，是因为我们必须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填上摘帽右派，在母亲的出身一栏中填写地主，这些令我们无地自容！就像二战中的犹太人被戴上了“大卫盾”的徽章，就像古代的犯人被烙上字迹，永远也无法洗刷一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就在这个“右 派”的魔咒下煎熬。
好多年后，我才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政治生活有个特点：一旦某人被这种制度逐出正常的生活范围，他本人是无法为自己解脱的，哪怕强加于他身上的是真正的不实之词。如果要想改变，只有等待将他擒获的哪只手将他解救出来。这本来是一个悖论，但是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到今天，这种悖论依然在延续。
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党内那些具有远见的，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等，开始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也对当年的右派平反。一九七九年的某一天，有几个干部被派往父亲工作的学校，向他宣布彻底平反，向他承认当年划他右派是错误的。当这些人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时，他平静的说，只要你们认为当初是错误的，就行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场当年席卷全国，造成无数人间悲剧的政治运动可能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局也总是力图淡化这种记忆。对反右的评估，至今也只是停留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层面。但是这个解释显然缺乏逻辑的力量。有数字统计，当年划了五十五万二千八百名右派，后来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全国仅仅留下了九十六个人没有改正，以显示反右斗争之必要。这很难用扩大化来解释，为了九十六个人而划五十五万人。扩大了几万倍！也实在是扩大得没有谱了。而这五十五万个右派，又牵扯到每个家庭，多少子女，多少亲人？！背后又有多少惨剧，多少生命，多少血泪？！
反右，开创了“以言治罪”的先河，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
林 昭，女，1932年出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学生，当年江苏省高考状元。1957年仅仅因为替其他被划右派鸣不平，被打成右派。当她送去劳动改造时写信给北大领导说：当年蔡元培校长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担保去保释“五四运动”被捕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当局将林 昭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 昭没有惊恐，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令人不解的是，文革以来，几乎所有的冤案平反都给予了经济补偿，唯独对右派平反没有给予任何经济赔偿。据说宋庆龄担任国家副主席时，曾敦促当局拿一笔钱来补偿这些备受苦难的人，财政部算账大概要花五十五亿，当时分管财政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说，“要钱没有，要脑袋有一个！”宋庆龄没有办法，准备到海外去募捐，中央觉得这样做太没有面子，劝其作罢。此事不了了之。
当然，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赔不赔偿，当局如何解释已经不太重要，历史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解释。
可不是吗？反 右 运动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基本上被铲灭了，由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而自由言说的历史彻底终结了，对言论的钳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给中华民族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和可怕的后果。“文革”的出现，就是这种恶果的一次显现。今天的腐败如此盛行，也是这种恶果的显现。可以预料，这种恶果还将继续显现。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经过反 右，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社会诚信的丧失，谎言充斥，信仰危机，以至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不得不为缺乏诚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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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