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书法时，听李正峰先生讲过一节课。他说，临摹字帖，要学一个记一个；有人临帖时还能一笔一划，等到自己写时又回到老路上。白费工夫。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其时我还在师大读书。现在，字早不写了，但先生的话还记着。后来，我分配到师专教书，跟李先生成了同事。说起他到师大讲课的事儿。他仰起头，朗声一笑，说，有过吗？
我请李先生写过两幅字。一个横幅的，太大，没裱；一个条幅的，写了几句唐人的诗，挂在书房里，顿觉蓬荜都生辉了。
一日，住我隔壁的一位老师来聊天，说起李先生，才知道五十年代他还是个新派诗人。那老师随口背了一段李先生的诗，听来音韵婉转，和谐有致，教人讶异。一次，去见李先生，问起这事，他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然后，拿他写的几首古诗让我看，只觉得语浅意深，比同古人。
李先生写字，内容多是自己新近的古体诗或小品文章，很少直抄别人的东西。
我搬家以后，忙来忙去，就不常与先生见面，偶然碰上，寒暄两句，便各奔各路。
一天下午，王仲生先生打电话叫我去他那儿领一篇文章的稿费。刚巧李先生在座。王先生开玩笑说，今天这个款子不能白白拿走。
于是，我就邀二位先生到附近的餐馆吃饭。请李先生点菜，推辞半天，要了一盘他最爱的红烧肉。
饭前，李先生问我有什么新作，我便拿写太白山的几首古体诗向他请教。他看了看说，意思还好，只是平仄不合。说着便掏出笔在片纸上划起来，把诗中不规矩的地方一一标出。王先生在一旁笑道，这顿学费没白交啊。
吃饭时，我说喝点酒，王先生说，他血压高，算了。李先生大概觉得无酒无以助兴，便自告奋勇给大家讲笑话。说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开工典礼，某领导讲话，因不学无术，句逗之不知，竟念成：黄河小，浪底大……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李先生讲笑话。
听说我搬家，不在校园里住了，李先生便问新屋的情况。我说，留了一面墙，等先生补白呢。他仰起头，朗笑一声，说，回头把桌子撑开，茶水泡好，到家里写去。
2001年的春节还没过完，我回到南郊家里，打算改日去看望先生，谁知不久就得到他去逝的消息。事后，我和朱鸿兄讲起这事，他说，世上的事想到了就做，稍一迟疑，便永无机会了。
上面的文字是李先生去世不久写成的。距今已经十年。
十年来，我再也没看过它。
前几日，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李先生去世十年了，想纪念一下，叫我写篇东西。当天下午，我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把十年前的这篇文字翻出来看。又找出一本李先生的书画诗文集。我随手翻着。
看先生的字。
读先生的诗。
看先生的画。
读先生的文章。
读着读着，生出许多感触来。我想，要是先生今天还在，我会去见他。先生会拿上好的茶水招待我。我们会说许多的话——关于书法，关于诗歌，关于时事，和政治。我甚至想象得出，话到兴致处，先生会仰起头来，发一阵朗声的笑。
但是不可能了。现在，我独自一人，默默地，在乍暖还寒的午后，只能面对这些清冷的笔墨与文字，想想先生。如此而已。
不错，李先生是书法家，是诗人。过去是，现在还是。这有他的作品为证。但是，李先生曾经是一个热乎乎，活泼泼的生命，现在不是了。
现在，他只活在亲人与友朋的记忆里。
合上书，我又想起一些往事。
一次，和一个搞书法的熟人谈起李先生。人说，他呀，太书生气了！网上扫墓
书生气。我一直在心里问，什么是书生气？
又一次，我到李先生家坐。茶过三巡，日下三竿。看着一桌的笔墨纸砚，满墙的书画作品，李先生忽然发问，你说我的字究竟怎么样？
怎么样？我心下思量，李先生也有这样的困惑？
一个人和笔墨，和文字，打一辈子交道，留下那么多作品。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呢？
我似乎看到了答案。
李先生在辛巳年新春日，给他的孙子写了一个条幅。其文曰：吾年七旬，尚不能从心所欲。言有所失，行由不当。回顾往昔，四十不免于惑，五十未知天命，六十闻而不通，此皆修身不力所致，甚以为愧。
李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非但不在人前自我标榜，还私下里书付孙辈，责己以求共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生气吧？这种做法，与时人夸夸其谈、自我标榜的风气太隔膜了。但是，相比现在时常困在一堆熟人与陌生人中间，被不断升腾的烟味与酒气围着，听那些成功或如何成功的高谈阔论，我更受用一个人，与先生默默相遇的这个下午。
窗外，天色已暗。对面楼屋放飞的鸽子已经归巢。
楼旁的旷地上，一树玉兰，正开得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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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