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金春生，生于1908年。家乡湖南靖州，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坐落在一个宽度几里的狭长盆地上的县城，东依渠江，西傍飞山，水田盛产稻米。据说外公的祖父是从湖南中部邵阳来的移民，靠一把板锯做工安顿下来，到他这一代已经有了较为殷实的家底，有一些田地，还开有一家小旅馆。
外公二十年代在省城长沙的妙高峰中学读书，一张他那时候学生证上的发黄、斑痕累累的一寸照片是我们家关于他的唯一印记。听说他还在清水塘读过书，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也曾经在鼎鼎有名的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但他的确在家乡以教书为业，曾经在县城的鹤山小学（文革阶段曾改名工农兵小学，后改回）任教，曾任县城另一所有名的小学，私立乐群小学（文革改名红卫小学，现叫乐群小学）校长，解放前任县简易师范的毕业班班主任。
外公是我们那个山区县城有名的乡绅，写得一手好字，常常替人写对联。妈妈对他的记忆，是一席长袍，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他重视子女教育（我妈五岁开蒙），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他个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我妈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是街坊一家人的外地年青媳妇，被婆家人揪着头发殴打，头皮被扯破，血流满面；外公凭着义愤为其写状子（当地叫“禀帖”）告诉到官府，不收分文。他的如此性格，也使他得罪了人，日后吃了大亏。
解放前一年，外公在省城求学时的同学兼朋友芦礼波被派来靖任县长，邀请他加盟辅佐。拗不过老同学的请求，书生意气、不愔世故的外公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参与了政治。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里的人员和县城的富户都面临着是否去台湾的问题。我在日后县里政协出版的一期刊物里，读到一位政协委员的回忆录，说曾去问外公的意见，这是外公回答的原话：“改朝换代古来有之，但哪朝哪代都要让人吃饭。”意思是不去。事实证明，外公严重失算，他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证明他对时势认识不清的另一件事，是解放前别人卖田，他却买进。
靖州县城被“解放”过两次。第一次，共产党军队接受投诚便继续南下，旧政府换了一块牌匾，变成“人民政府”，继续管理政务。第二次解放，有部队驻扎下来，“改造旧政府”。外公与别的旧政府人员（应该包括那位芦县长），接受“思想改造”。起先，说得很轻松，办办学习班，改造好旧思想就行了。然后，说要多学习一些时间，叫家属送用品、衣物去。再以后，风向变了，开批判大会，会后有“罪大恶极”者被押送到江边射杀。听说部队的连级干部就有权决定杀人，只要有人投“禀帖”告状。外公得罪过人，这次在劫难逃。
那位芦县长肯定是最早被杀者之一。外公的情况，详情不得而知，只知道是刚过年，天气寒冷。被押到县一中附近的河边刑场时，棉衣被扒掉，仅着白衬衣。外婆赶去收尸，到了那里，外公才咽了最后一口气。那是1950年初，外公不满四十二岁。
接下来，外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我妈十二岁，舅舅八岁，姨妈不到两岁，家产被抄（连筷子都被抢走），还要顶着“地主婆”或“被镇压分子子女”的政治高帽度过茫茫的的岁月。我妈中学上了几天就不能再念书；做工也只能做临时工，不让转正。直到胡耀邦主政时期，政府有人找到外婆，出示文件，说外公系投诚人员，属于错杀，补给三百元人民币，还说子女如有困难，将酌情解决，由是我妈才算有了一份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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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不知道外公的身世，对这张奇怪的小照片妈妈也总是语焉不详，不加解释。直到小学被人骂“地主崽”，我才隐约知道外公的背景。在离县城近的另外一所农村小学里，班主任看到我填写的父母姓名，说出了外公的名字，还表情复杂地端详着我，连说“像！像！”至此我才第一次知道外公的名字。
今年清明，妹妹说要我帮忙修复一下外公这张唯一的照片。我才记起我从来没有问过外公的坟在哪里，更不用说到他的坟前去祭奠。看着外公当年年青、清癯的面容，和仿佛穿破时空的通透、无邪的目光，我惟有泪流满面。愿这迟到的，遥远的卑拙祭文，能稍稍诉说外公恒久的冤屈，告慰外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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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