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周末，阳光很好，小区里柳树抽出了新芽，樱花、桃花、迎春、蒲公英一起落入了玩耍的小朋友的盆里。早市归来手里拿了一份报纸、一份杂志，坐在小区花园里，一边陪伴孩子玩耍，一边翻看报纸，享受难得的北京无风的春日暖阳。
孩子们凑在一起，沙坑里、竹林边、秋千架下正玩得开心。也有一些襁褓里、婴儿车的孩子，在大人照料下晒太阳。听到其中几位带孩子的成年人，操着一口安徽口音聊天，一问，果然是合肥边上的巢湖人，乡音亲切。
不免回忆起故乡，回忆过世的父亲。我的出生地是浙江，母亲是浙江绍兴新昌人，父亲祖上从浙江临安迁居安徽合肥，他们在合肥相遇结婚。如今，母亲还在合肥生活，父亲已经仙逝八年多了。2000年10月18日，我接到家里电话，赶回合肥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据说是住院治疗时输血感染，但是医院已经把相关人员调离，证据全无，输血的用品全部消失，何况人死不能复生，也就这样办理了丧事。
父亲出生于1936年，属鼠，一口合肥乡音。对于父亲，我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又感激，又抱愧，又理解，又遗憾。这种复杂的情绪不仅是由于父亲后面几年我们很少见面，最后又没有见上一面，而主要是对于父亲的一生不甘心，他自己不甘心，我也不甘心。
贫寒少年时的坚强父亲
父亲在家行四，是最小的，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按照合肥习惯，他称为老四，排行时男女是单独排算的。父亲一岁时爷爷病逝，奶奶是家庭妇女，全家主要靠大伯工作来支撑，大伯尤其疼爱最小的弟弟—-我父亲，所以多年以来父亲对于大伯非常尊重，每年过年初一固定的去给大伯拜年。
父亲的童年我已无从得知，零星听说了一些，无非是给人家放牛，旁听了私塾的一些课程等等，据说后来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和私塾有关系。二爷、三爷（合肥习惯称谓，指二伯、三伯）能够自食其力后，可能嫌弃家里贫穷要求分家，但是大伯坚持不分，要求供我父亲上大学。为此事，大伯一直引以自豪，为我们家族培养了唯一的大学生。
父亲的少年时候正好解放了。大伯当时在合肥火车站的车站饭店做大厨，算是有固定收入，而且在合肥的一般家庭来看这个工作收入不菲，还有油水，经常可以带一些吃的回家。在大伯坚持下，父亲在合肥六中（后来是合肥的市重点中学）读书，后来父亲回忆说，天气热蚊子多，父亲暑期复习时就用木桶打满了水，两条腿泡在水里，一来可以避暑，二来可以避蚊。
中学毕业，父亲考取了安徽师范学院。之所以上师范，是因为师范学校上学的学生免费就读，这个好处对于家境极度贫寒的父亲是在是太好了。在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父亲分到合肥十七中学，拿到工资后能够孝敬奶奶、孝敬大伯了，父亲非常开心。
爱家人、爱生活的父亲
父亲大学毕业当了老师，成为了城里人，自然在当时也会追求时髦。我看过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一身藏蓝中山装，留着分头，脖子上挽条围巾，很青春洋溢的样子。母亲从上海分到合肥市商业局工作，在当时合肥也是洋派的姑娘。一个身处异乡的姑娘，一个风华青春的老师，相爱了、结婚了。母亲后来偶尔回忆时，说到当年父亲怎么追求她的，还不免吃吃的笑，说人家介绍了几个本地姑娘父亲都看不上。
父亲非常孝顺。他每年必然把奶奶接到我家里过几个月，对奶奶照顾非常好。奶奶年事已高，没有文化，不免遭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讪笑，母亲对于奶奶也有微词，但是父亲从不动摇，对奶奶悉心照料，直到奶奶终老。对于大伯，父亲也抱有父亲和兄长混合的感情，感激、尊重、还有敬仰，以至于对于大伯的儿子也是非常看重。
父母养育了四个子女，我是老二。父亲对于孩子非常疼爱，以至于由于照顾孩子不能不牺牲了事业升迁的机会，这件事父亲每每提起就会一阵喂叹，他的口头语是“家庭负担重”，父亲晚上在灯下写“困难补助申请”的背影我记忆深刻。
我的小学是在父亲任教的学校读书，所以很顺畅。我还记得，我四年级时把一个任课年轻女老师气哭了，但是不了了之，这大约是父亲在学校任教导主任的好处。冬天的合肥非常冷，课间我可以跑到教师办公室炉子上烤火，要是父亲在的话，我干脆把冻得冰凉的双手伸进父亲怀里取暖，父亲也开心地搂着我，这个是我关于童年的最温暖的记忆。
我上初中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七十年末，社会上非常乱，流氓斗殴、寻衅滋事比比皆是。我的班级里一个同学踢球时械斗杀了别人，还有一个留级生在晚上看电视时（当时家里电视要放在窗户上对外放，不能独享）被别人杀了，还有一个女生更是怀孕了，由此可见当时之乱。父亲在我初二时给我买了一套高考自学丛书17本，非常奢侈的支出，恰好国家严打犯罪，学校消停了，我用功学习了一个学期，成功在初三考入重点班，开始了学习好的人生之路。这件事及时发生在我的那个关键岁数，影响了我一辈子。我初三时由于这套书的底子，恨不得比我哥哥的数学还好，考大学也轻松考取重点大学。
合肥的生活非常市井，但是父亲毕竟读过大学，比较开明。我大学时就谈恋爱，居然有一次把给女朋友的信邮寄给了父亲，结果父亲不吭声又给我寄回来了，保全了我的面子，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激父亲，那个岁数的半大孩子非常要面子的。
我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学习成绩一般，父亲担心她将来工作难找，就在政策尚在时安排母亲病退，妹妹顶替工作，算是找个饭碗。妹妹上班的地方很远，早上五点多就要去上班，于是父亲每每早上天不亮起床，骑自行车送妹妹去上班，想想非常心酸。
哥哥大学两年也没有考上，父母就辗转托人，低声下气地送礼、求人，终于给哥哥安排去了学校当老师，子承父业。哥哥迄今依然在那个学校教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书法课。
弟弟最小，父母宠爱得不行，害的我们几个哥哥姐姐非常嫉妒。后来只有弟弟和父母同住，弟弟被宠到上午11点还在睡觉，家里油瓶倒了也不扶的地步。还好，成年后，弟弟比较懂事，对母亲尽量照顾，也算难得了。
父亲对家里亲戚非常热心，春节、清明、中秋等节假日，必带我们兄弟姐妹去看望。尤其是对于我外婆，身在浙江乡下，父亲每月给外婆写信寄钱。后来我们大了，母亲口述我也帮助写过信，每次开头总是：尊敬的母亲大人。对于祖上，父亲非常遵守传统，总是带我们去上坟烧纸，大约我陪同父亲去的多，父亲对此很高兴。在爷爷奶奶坟上，我们踩过乡下的泥泞，父亲细心地将草纸分到爷爷、奶奶、大伯等位置上，口里念念有词，还放一串鞭炮。父亲总是在去之前将鞭炮在炉膛里烤干，放起来特别脆，父亲就说：真响！有时候，其他兄弟不愿去上坟，只有我陪同父亲，父亲就夸奖我，说爷爷奶奶会保佑我的。
儿时的记忆里，开心的、好吃的事情不多。父母工作日里忙忙碌碌，起早贪黑；周日就是洗被子、洗衣服，晾晒东西，难得有闲全家去公园逍遥津，那简直就是过节了。最开心的是全家回浙江省亲看外婆，提前就准备好很多东西，尤其是去排队买些带鱼，做好了放在大茶缸里，在火车上全家吃自己带的食品，很美味。浙江老家的水乡风情、异乡旅行，使得我在同学中写作文时很得意。
爱事业、多坎坷的父亲
在那个年代，父亲也算是知识分子了。父亲的教师工作，很受学生喜欢。父亲热爱学生，看到学生总是喜欢摸摸他们的头，脸上溢满了笑容，动作非常夸张，于是这个动作成了父亲的招牌。我的一个发小，是我父亲的学生，非常喜欢我父亲，总是提起父亲摸头这个动作。大部分学生家长，和父亲也很熟悉，于是常常和父亲出去时，不时有人打招呼；在菜市场，也总是得到优惠的待遇。
但是好日子不常在。文革中，父亲被打倒了，戴高帽子游街，我依然记得家里门后的帽子、文攻武卫的棍子等等。父亲性格比较内向，遇到不顺时脾气比较暴躁，不太会拍马屁，因此事业上也不顺。文革后期政治气氛缓和后，父亲也赌气不去沟通关系，结果事业上也就走了下坡路。七十年代，父亲被迫去了一所远郊的小学，距离远，条件差，他身体也常常生病。八十年代中，父亲身患糖尿病，以及青光眼、心脏病等并发症，每况愈下。
父亲政治上失意的细节我不清楚，但是我从父亲身心的变化可以看出来。他起初在中学教书，很快做到了教导主任；后来为了房子和照顾孩子调换到小学，后来曾经一度担任副校长，再后来走下坡路后只是普通的高级教师，备受排挤。
父亲身体不好，脾气也变了，人变得非常悲观，家里失去了笑声。原来父亲做领导，常常出席筵席，每次都给我们带些吃的回来，全家很开心。后来这些开心事情没有了，家里需要接济抚养两位老人（奶奶和外婆），四个孩子，父母工资加起来80多块，生活确实艰辛。为了补给家用，父亲在附近的空地上开了菜园子，种些毛豆、辣椒之类。
尤其是父亲糖尿病以后，为了节省费用父亲生活非常俭朴。虽然父亲对于亲戚往来还是舍得，但是却对身边人照顾不够。母亲有时候想吃点什么，父亲往往会斥责母亲，拒绝买。母亲后来常常提起，说连一些破的西红柿也不给吃，很气闷。
父亲事业走下坡路，后来身体又病了，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处理也变了。本来我79年初中毕业，由于我哥哥在考大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父亲执意要我报考中专，早拿钱早自立。我坚决想上大学，于是请来了我班主任老师找我父亲说情，班主任是我父亲大学同学；又找来二妈（二婶）向我父亲说情；并且我以不足15岁的身子去做壮工（建筑工地上杂工）二个月，赚得了40元，加之我初中考高中全校第一，父亲才同意我上常规中学。我大学期间父亲身患糖尿病，毕业时，父亲执意要求我回老家工作，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我照顾家。但是我不能，我选择了上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厌恶合肥的落后和破烂，更主要的是我找不到在合肥的出路。
虽然我上了清华大学父亲很开心，但是他很快就继续了对我的不满。我的同学去我家时，父亲总是和他们谈到对我的不满，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我回合肥，希望我在合肥做大官，照顾家里不受贫困、不受欺负。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北京苦苦挣扎的时候，父亲继续这样的不满。逐渐，我们父子的感情疏远了。
父亲还希望我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个愿望我也没有为他做到，父亲很不满。在人后常常指责我。父亲早早就病退了，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要放大镜。我还记得他冬天喜欢拢着炉子取暖，顺便烧些吃的东西时，佝偻着的背影。父亲2000年去世，我的宝贝孩子也在2001年出生了，可惜，父亲没有看到。孩子出生时，我的家境也好了，可以告慰父亲了，但是父亲已经作别这个世界了。
不甘心、不开心的父亲
在我想来，父亲辞世时应该有些不甘心。父亲本来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工作也出色，怎么越混越惨？决不仅仅是家庭负担重。父亲对我逐渐疏远，指责多余赞扬，也决不仅仅是身体患病的原因。父亲是热爱家人、热爱生活的，但是一生不得志，常常被人欺。晚年时，特别希望我来给他撑门面，但是我没有做到，让他失望，导致人生极度的悲观。
在我年轻时候看来，对父亲也有不满。一来家境艰难，自己总是不爽；而一再要求我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也让我为难；尤其是在我刚刚走入社会时，没有给我什么指导，让我走了很多弯路。如果我父亲坚持我出国，我会有另一番人生；如果父亲告诉我社会的真谛，我会更容易取得成功。但是父亲也不懂这个世界，自己也是失败者。
按道理，父亲去世了，我不该说什么不好的话。但是，现在，我自己也已步入中年，逐渐对社会理解了很多，对于父亲的问题能够理解了，也能释怀。这种批评的态度后面是深厚的理解。
父亲的转变直接源于两点。一个是他的性格，父亲比较耿直，不会曲意逢迎。中国毕竟是政治社会，一切资源集中在政治之手，你无可逃避。放在今天，你最起码还可以换个城市，换个行当。但是，那个时代，与领导关系不会处，你就死路一条，户口、档案、一切都在领导手中。这样的政治环境，你的专业不再重要，你没有自由。父亲自己不懂这些，也没有告诉我这样的道理。以至于我在年轻时工作总是不得要领，因为自恃才高，不搞关系，结果事倍功半。但是，这样的社会真的我们必须适应吗？要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明的政治环境，市场化的经济环境，我们不是必须承受这种扭曲。不幸，我们就是曾经生活在这样的年代。
父亲的转变还直接源于疾病。父亲政治失意，加上早年营养不良，加上心情郁闷，导致了患病；患病又加剧了事业和情绪、性格的转变。我猜想，父亲心中很无助，他希望挺起胸膛，希望照顾妻子孩子，但是他已经失败了。
本来，我可以是他的希望，但是我接受的教育是新的，已经逾越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又继承了父亲不善政治的弊端，追求一种自由的市场化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也不善于钻营，我如果回到合肥，也不可能从政进入主流，即使进去也会惹事；我也不接受那种政治理念，即使从政也不会结党营私，亲友鸡犬升天是我鄙视的。
就是这样，父亲的不甘心其实最核心的是不适应社会，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救赎父亲的责任也是我不能承受的。我的理想是，开放的市场的社会，法制严明，人人尽责；社会同时还能保障救助弱势人群，道德倡明并且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如果那样，我的父亲怎么会过一种失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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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尊重个人，维系社会的不再是宗亲、不再是政治、也不再是道德旗号下的伪善，维系社会的是法律，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自己去建设，自己去承担。我相信，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今年清明本无雨，但是想到不甘心的父亲，想到我们苦难的国家，心中不禁泪雨纷纷。祝福我们的国家吧，希望我们都能象这个春天里我在小区花园里休息读书一样享受生活；也祝父亲在天堂里不再失意、得偿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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