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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我的父亲高耀伯

    怀念我的父亲高耀伯
    高峨嵋
    编者按:网络时代,世界真小。当我们苦寻老营长史迹时,通过“百度”终于轻松搜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高耀伯的女儿高峨嵋(网名“巴山宝石”)五年前为父亲逝世15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对我营老营长高耀伯生平有详尽介绍,为编撰《亮剑浩天》具有文献价值,值得一读,特于转载。
    先父高耀伯,1937年12月出生于重庆巴县(今巴南区)天赐乡(今天赐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渴求知识,顽强上进,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读完小学,曾被双赐中心小学评为全校唯一的模范儿童。1951年小学毕业,在共产党助学金的帮助下进入巴县东泉中学(后改公立蜀巴四中)学习。先父充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品学兼优,并先后加入少年儿童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班主任在他的结业评语中写道:“聪慧纯洁,学习努力认真,服务亦有热情,各科成绩都最好,可深造。”
    1953年初中毕业前夕,曾憧憬过当科学家、文学家、诗人,年仅15岁的他怀着救国之报负毅然投笔从戎,首先响应祖国向青年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与同乡战友共赴东北前线,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9月进入东北军区长春防空军事学校,接受革命化、正规化军事素质训练和培养,学习军事理论和无线通信专业知识。虽然不久战争结束而未赴战场,但在这里他和战友们接受了先进教育,磨练了革命意志,树立了为革命献身的远大理想。此间先父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多种技术,出色完成每件工作,被授予“优秀团员”称号。他在那个时代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血书誓词:“我愿将我的每滴血液,献给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像一朵鲜艳的礼花的喷射,放出夺目的光彩,照亮过世界。”
    1955年3月先父于长春防空军事学校毕业,进入沈阳军区防空军直属通信站,曾做技工、设计员、无线电台台长、教导连排长,1956年提升少尉军街,因工作出色曾获连队前嘉奖。
    1958年10月先父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预科班,以充沛精力和高度热情拼搏苦学,用一年时间赶上三年高中课程,并取得良好成绩,被评为预科积极分子受到嘉奖。同时他担任预科新生大队区队长,工作努力,成绩出色,曾领导区队获全科队列比赛和手枪射击比赛第一名,表现出优秀的领导才干。1959年10月进入军事工程学院火箭系(后转电机系)无线遥控专业学习,用六年时间刻苦攻读现代化军事科技领域尖端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导弹专业技术人才。1962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晋升为中尉军街。
    1965年先父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正值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他曾在上海空军地空导弹独五师汽车连做临时工作,也曾下放至甘肃山丹,于祁连山下承担守卫任务。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满怀激情,毫无怨言,曾写诗《祁连颂》抒发自己光荣守边的坚强意志。
    1966年6月先父进入福州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六营,先后任制导连座标车长兼指令技师、指挥连副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指导员、技术处主任。1971年11月任导弹十六营副营长。开调报告中评价他“工作大胆泼辣,有实干精神,组织领导能力好,原则性强,哪里有问题主动去做工作,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在任副营长期间,他带一个涣散连,抓纪律作风,落实实事,为部队基础建设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原先该连人员处于文革中涣散状态,攻击新上任的干部甚至欲搞批斗之类,后来均改变作风,心服口服。
    1973年先父下放“五七干校”,在南昌城边劳动一年,过度劳累使他患上坐骨神经痛,后到北京住院休养一年方愈。
    1975年4月,先父接任福州军区导弹部独立团七十三营营长,把原先为技术装备落后的探照灯营通过引起雷达等先进技术和进行严格的组建、训练而改造成一支向现代化迈进的导弹部队,并使该部队在人员装备和技术等方面步入正轨。同年领导七十三营赴西北参加军事演习,训练成效显著,在同其他部队举行的系列军事竞赛中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并以严明的纪律作风和丰富的基地劳动受到福州军区政委等人士的青睐。作为营长,先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演习的军事考核中考了“全优”,并率领七十三营在最后举行的基地运动会上夺得冠军。演习结束后该营于福建彰州受到热烈表彰。
    由于先父出色的指挥才干,1976年升任福州军区空军地空导弹二十六团司令部参谋长,1977年8月任该团副团长。两年间3次赴西北罗布坡原子弹核试验基地,参与核试验中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效应试验工作。此时我国在核爆炸试验射线防护领域属于原始的起步阶段,也因条件限制,缺乏严密的防护保障。在深入西北荒漠、随时可能遭受核辐射放射性侵害的恶劣环境下,先父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高度的献身精神忘我地投入工作,精确组织、领导,掌握试验资料,为获取宝贵的试验数据,提高我国国防技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1978年6月,先父调任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高射炮兵部作战处副处长,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等重大军事指挥行动中参与了中国空军战争防卫的高层决策和组织部署,发挥了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组织指挥才干,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发展和取得荣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正当先父壮年有成,渴望进一步发挥才华、有所作为之际,多年来积劳成疾、放射性损伤和恶劣卫生条件的迫害使他不幸于1979年秋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同时感染了乙型肝炎,加之漏诊和未及时休息,不久确诊时已转成慢性肝炎,失去了全愈的可能。从此病魔开始无情漫长地侵蚀他原本健康、旺盛的身体。1981年先父被迫免职治病。1984年改任正团职参谋。患病期间先父仍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曾承担空军第五研究所学术研究工作,参与编写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地面防空》等学术研究材料,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贡献了心血。
    1988年先父因病退休。此时病情已发展为肝硬化,两年后进一步恶化为肝癌。在身患绝症的最后阶段,先父仍不断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同疾病做顽强的抗争。同时,他为家庭、为子女教育,为扶助家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花费了诸多心血。 1992年2月14日先父终被无情的病魔吞噬,悴然长逝于北京,终年仅54岁。
    先父一生赤诚为公、刚直坦怀;忠于事业、勇于献身;豁达干练、才华横溢;顽强拼搏、死而后已,为祖国的军事国防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虽身陷病榻,未泯乡情,谈笑旧友,情深义重,每每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对童年时代“志在山高处,攀登不知累”的宏伟抱负和为了祖国的需要与战友毅然离别故乡,军戎裹身的壮志情怀。1994年应先父生前要求将其骨灰安葬于故乡秀丽的山间,与青松翠柏永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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