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时节到了，我整个人从外到内也感到阵阵寒气袭人。从舅父罹难的悲痛中还没走出来，又离母亲去世十周年的忌日不远了。上个月由于舅父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去安葬他的时候，看到我那年逾九旬的外婆，被家人临时送到距家较远的一个地方住，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她毫不知情，还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望着她那充满沧桑全是皱褶的脸和浑浊无光的的眼睛，我当时猛然想起我那早逝的母亲来，一时悲从心起，黯然神伤。
二零零一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我的母亲永远离开我们走了。这十年来，我一直想着写点文字来纪念她老人家，可是由于我的懒惰和那种怕写不好不如不写的想法常常左右着我，于是一推再推，这一推就是十年。十年啊，现在想起就感到心里难受和不安。我不能再拖，否则，我那早赴黄泉的慈母也不会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了。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三九年农历六月初九，属兔。她兄弟姊妹八个，她是老大，由于家里穷，在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从小就帮着大人干活了，天资聪颖的她就那样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16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从那时开始，她里里外外一把手，不仅帮爷爷奶奶干家务活，还积极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硬是把刚当合作社会计的父亲劝回家，支持他读中学。父亲中学刚毕业，正赶上了国家招录干部的机会，这样父亲便走上了教书育人这一行。这也多亏了我那有眼光的母亲啊。
后来我们姐弟相继出生。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姐弟五个，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这么一说。有一年的秋天，我得了急病，奶奶请邻居来看。请来的是个有经验的老年人，一看我病成那样吓得跑了，母亲二话没说，就和爷爷冒着大雨，一个怀里抱着我，一个撑把油布伞，互相换着一路小跑把我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我脱离了危险。当我闹着一下又一下拉病房电灯开关看灯泡一亮一灭的时候，爷爷靠墙蹲着抽起旱烟，母亲则望着我哭一阵笑一阵，不断用手抚摸我的头。这都是我上学后奶奶告诉我的。我刚上小学那年，爷爷突发疾病去世了。奶奶年纪大了，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我们姐弟年幼，全家老小就差不多要靠母亲操劳了。
我们姐弟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那时不仅我们家困难，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是相当困难的。就是在那样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母亲常常充当生产队里的一等劳力，和许多年轻力壮的男社员一样，干最出力的活，为的就是多挣工分多分粮。记得有时劳动回来，她累得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样子，我们姐弟抢着给她扫身上的尘土，递毛巾、倒水，幼稚地问她挣了多少工分，抢着给她诉说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为她分担忧愁。为了让我们吃饱，少受饥饿，母亲常常在我们吃完后才吃。好多时候她吃不饱，奶奶有时还难过地骂我们傻不懂事。家大人多，父亲的工资又低，家里常常是入不敷出，奶奶和母亲就东家借西家借，硬是维持着我们一家大小的生计。天长日久，母亲由于生活贫苦，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重活干不动了，就干轻一点的。这时，队里有人说话了，说我们是工干家庭，没人劳动想要他们来养活，为这话，母亲还和那个人吵了架。病稍轻一点了，她又硬撑着和那些壮劳力一样干那些苦活累活。就是为了让人少说些风凉话，多劳动多分粮，那时可真为难母亲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姐弟也变得少言寡语，一到放学时间，就按时回家帮着干家务，有时也偶尔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渐渐我们也喜欢上了集体劳动，一到周末，就去问队长，看有没有我们能干的活儿，队长也就给我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干，挣得几分工票，高高兴兴地拿回家交给母亲，而她则心疼我们从小受了苦。为了补贴家用，天气暖和了，母亲劳动回来，坐在院子里，在月光下不是加工草辫就是给猪切我们捡回来的猪草或者就是给我们做鞋，而我们姐弟几个就是围坐在灯下看书写作业。
那时虽然生活相当艰苦，但我们一家人都很团结，互相体贴。母亲教育我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别人就不会欺负你们。她说自己没读过书没文化，要我们努力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那年月缺吃少穿的，家里又没有缝纫机，但我母亲总是一有时间就给我们缝缝补补，给我们每个人都提早做好鞋放着。秋天时，把过冬的棉衣做好，冬天时，又把开春换季的衣服做好。不管啥事，她都会及早筹划。乡邻们都认为母亲很会过日子，她们有啥拿不定主意的事，常常来向母亲讨教。那年，姐姐初中毕业了，队里个别人就给学校建议，不要让她上高中。那时是工农兵管理学校，学校好多事是这些人说了算。母亲知道后就到学校说理，队里住学校的代表说我家里劳力少，要姐姐回来当社员。母亲又去找了公社管教育的领导，好说歹说才使姐姐读了高中。我们读初中时，文革结束了，各级各类学校都实行考试制，不存在面临失学的危险，我们就一门心思读书。那时候，生活依然困难。但在父母亲的操持下，依靠亲友，想方设法总算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高中毕业，我顺利考入师范院校，想着像父亲一样当一名教师，父母亲都为此感到自豪。随着我们陆续长大，家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粮食早已自给有余，温饱已不成问题，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母亲那忧伤的眼神也慢慢变得明亮起来，闲时还听一听秦腔戏，偶尔也哼唱几句。从小就一直过着窘迫生活的母亲，养成了勤劳简朴、省吃俭用的习惯。她的这种传统美德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是个非常懂事明理的人，亲友邻里之间要是遇到矛盾纠纷就会找上门来叫母亲给他们评理，断说是非。为这，我们都不理解，特别是父亲他更加反对，觉得过去受人气，现在何必管别人家的闲事。可母亲就是爱给人调解矛盾，乐于助人，帮助生活困难的人，她觉得我们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被人帮助才走过来的。母亲就是这样宽宏大度，团结邻里，扶危济困，富有同情感恩之心的人。
后来，我们陆续成家并都有了孩子，母亲又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投到我们孩子的哺育上。特别是我的大外甥女是个早产儿，剖腹产后的姐姐奶水少，身子虚弱，母亲没黑没明地照料数月时间。后来干脆就把我外甥女抱回来，一瓶一瓶的喂奶，每次不能喂得多，每天夜里都得起来喂几遍。整整抓养了五年，终于使她和其他女孩儿一样了，这才送回姐姐家。两年后，又把她接来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我的孩子农历正月出生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母亲从乡下赶来照顾我的妻子。那时我还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面没通暖气，烧的是煤炉，我把唯一的电热毯拿到医院给妻子用。那几天风大，烟排不出去，炉火生不成，夜晚母亲在我那宿舍里冻得不能入睡，一直坐到天明。也就是那晚，把她冻得感冒了，引发了她几十年来时轻时重的老毛病——久咳不止。这个病听说还是母亲生我时得的,当时无钱彻底治疗，落下了后遗症。儿子满月时母亲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心里难受，心想，我咋真的是为了媳妇忘了娘呀，羞愧的无地自容。她看我的表情就反过来安慰起了我。几个弟弟的孩子出生，都是母亲跑前跑后照料的。就连在省城上班的三弟妹，生小孩时也赶回来，要母亲照顾生产。有一年春节，四弟的孩子住院，母亲就在医院里过年。其他人都可以离开，唯独母亲不能走，要不我那小侄子就会大哭大闹。饭菜拿到医院早已冰的渗牙，乡下条件差，就只能那样将就了。
我们的孩子有的上学了，有的上幼儿园了，父亲也提前退休了。1998年，四弟下岗后就和媳妇去外地打工，孩子交由父母带。我常回家看他们，最多两周回去一次。春天回到家里帮父母亲在院子里翻地种菜修剪果树;夏天回去帮着收割打碾麦子，闲时在院子的果树下支张床，摘几个黄熟了的大杏边吃边和他们聊天；秋天时品尝着自家院子里梨树、核桃树、苹果树结的果实；冬天围坐在热炕上看电视，我边看边给他们讲剧情。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了。
2000年春节快要到了，我已住进了新楼房，便把父母亲接来在我这儿过年。我利用手头的摄像机拍了几个片段，这也就成了母亲留给我们唯一的一段视频。正月十五还没过，他们就急着要回去。在回去的前一天，妻子忽然提议说，去相馆给老人照张标准像。那次母亲没反对。清明我回老家，就把那些照片带回去，父母亲看了觉得比较满意。其实，我四弟在部队学了一手照相技术，也给自己买了不错的相机，给谁都照过，唯独母亲不愿意照。
那年深秋季节，母亲感冒多日不见好转，吃药也无济于事。一个周末，我照例回家看她，只见她面色蜡黄，咳嗽不止，就这样她还是坚持为我们做晚饭。吃饭后我们在她住的房间里看电视，不到八点，她突然大口大口吐起来，吐在地上的是一片黑乎乎的东西，溅在炕墙壁上的却是红色的鲜血，瞬间把我们吓呆了。我忙给她拍背擦洗，父亲则跑去叫我二弟。二弟马上叫来车，我把母亲背到车上看到她气息微弱，我们啥也不想，就直奔县上。不到四十分钟到了县医院，好在人熟，内外科的医生很快都到齐了。会诊后内科医生说是上消化道大出血，血压只有40/60，脉搏也摸不到。正在商量对策时，母亲又一次吐血了，这次比在家里吐的还要多。内科医生一看慌了，提出要外科手术止血，外科医生马上反对，说是这样的情况，根本动不得手术。这时有医生对我说，赶快准备后事，二弟一听就哭了起来。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对在场的医生大吼起来：我把病人送来，你们互相推诿，不采取措施，有啥三长两短，我和你们没完。医生问我咋办，我说把最好的止血药用上，立马输血，至于有作用没作用，只要你们做了，结果如何，我不会抱怨你们的。医生就忙着准备抢救，我爬到母亲的耳旁，轻声问她还有给我们要说的啥话没有。她虽然气息非常微弱，但还是微微睁开眼睛说“没有”。要不是我的耳朵贴到她的嘴边，那是根本听不见的。电话打回老家，父亲找出了母亲提早给他们做好的寿衣，送到医院时，母亲左右臂正同时输着血液和止血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血压慢慢回升，脉搏也有了，也不再吐了。啊，奇迹产生了。医生也连声说，真是奇迹。第二天早晨时，病情已稳定下来，远在兰州的三弟一家赶到了平凉，他有朋友在市医院当医生，听说情况后要我们立马把母亲送到这家三级医院来。
母亲被安排在这个医院内三科住下来接受检查治疗。几天下来，看到病情逐渐好转，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回去了，只留我一人在医院里照顾母亲。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其间，家里其他人要换我回来，母亲也要我回单位去上班，我没听，只一门心思陪母亲治病。在每天漫长的打点滴时间里，我和母亲除了聊天再无他事。有时母亲拿我看过的报纸看，我有点好奇，她不识字看啥报呀，我就问她。母亲说，简单的字她认得，有些是当年村里扫盲时学的，有些是她后来慢慢自学的。为了了解母亲识字情况，我叫她给我念报上的一篇文章。一百多字的文章，她百分之六十的字认得，只是有些意思不懂得。我只知道母亲会算账，却不知道她还多少认得一些字。唉，我真的是对母亲没有完全了解啊。
在医院里发生的一件事，叫我至今难以释怀。同病室一个病人出院了，护士长叫另两个病人依次往进挪移。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决定，使母亲受了很大罪。挪移床位后的第二天早晨，一个姓秦的护士进来要给母亲抽血，我问她抽血干啥，她回答说是化验用，我还在疑惑，没听医生说啊，咋又要化验呢？再一问，护士不耐烦了，她反问我，“医生给病人治病，是不是都要给你说？”说话间，我看护士在母亲那干枯的胳膊上扎上止血带，不停地往下捋，就是抽不出血来，反复几次，最终抽了一针管血拿走了。当时我的心好痛啊，要是在我的身上扎多少次，抽几十管血，我是不会在乎的。可那个时候的母亲毕竟是因为失血过多刚刚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不同与常人啊。如果真是为了给母亲检查治疗而抽血，我是不会在这里多说的。问题就在于那次抽血确实是搞错了，护士照床号操作，把我母亲当邻床那个病人了，那个女人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需要抽血做T3、T4检查。护士抽血前没有核对病人姓名，造成了这么大失误。那天下午，我看到母亲的主治医生，问他早晨抽血化验的事，他显得茫然，要我先回病房去照看母亲，待他问护士后再说。那天一直到下班，就是不见那个医生和那个护士的面。第二天早上，那个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是咋回事你也知道了，给你母亲做个T3、T4检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你也不要再为这事去找护士了。就叫护士把那个化验费给你出了吧”。我当即表示不行。我要找医院里的领导，我要找卫生局，我要通过媒体揭露。看到我在楼道和病室里狂躁不安的样子，母亲叫我坐在她的病床边，面带微笑地对我说，“抽也抽了，化验也化验了，你就是把那个护士打一顿也不能把她的过错补回来，我这次吐的血有一大盆子了，也不在乎那么一点儿。你不要再吵了，不要告人家的状了，谁没个错儿，你如果找领导，就把人家的工作前途给害了，人家还会记恨我哩。”看到母亲慈祥的眼神，听着她那质朴的劝告，我的气慢慢消了。同病室的病友和家属们都称赞母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医生和护士也对母亲的坚强和宽宏大度也表示敬佩。
母亲住院回来后，大包小包的各类中药西药堆满了床头。为了错开服药时间，我专门给母亲写了个服药时间表，也真把她给害苦了，每隔两小时就得服一次药。在这方面母亲做的确实好，从不误时间。到年底，母亲终于可以生活自理了。春节快到了，我们兄弟商议都回老家一块儿过年，虽然母亲大病初愈，面色蜡黄，但她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说说笑笑，朗朗有声。我把2000年父母亲和侄儿在我家过春节时录制的VCD在电视上放给他们看，母亲看到自己上了电视，那个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邻里乡亲知道了也跑来看稀奇，母亲很是自豪。那年的春节我们都觉过得有意义，那也是母亲和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春天来了，莺飞草长，原野一片生机，母亲也变得充满了朝气和阳光。到夏天时，已康复得和病前差不多，脸色红润了起来，一般的家务活都能干了。其实家里也没有多少要干的活儿，只是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每周回家看她，重复着她住院时医生告诫的话，不要出力要静养。我也非常担心医生那时说的话，那个病一年后有复发的可能，要我们多注意。深秋时节了，村里组织劳力到十多里外的山区整修林带，年轻力壮的人都外出打工，只有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幼了，母亲也就和他们一起步行去劳动。我回到家里，听说后吓了一跳。我要她准备一下跟我到县医院去检查，提早做预防，她说手头有好些琐碎事没做完，做完了就来县上。谁知刚过了不到几天，一个下午六点多的时候，二弟打电话给我说，母亲的病又发了，他说这次是轻微的吐了一点，他正准备送到县医院来。我忙着到医院找来担架在急诊室门口等着，不大时间，车来了，母亲从车上走下来，对我说不要紧。我要她躺在担架上抬她上去，她说自己可以走，但我们还是把她抬上急救室的。情况越来越不妙，慢慢母亲吐的血一次比一次多，不管啥止血药都没用，止不住吐血，输血一时又找不到血源。到半夜她昏迷不醒生命迹象微弱，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要我们赶快准备后事。我们看这样，就急着叫救护车往回送。凌晨四点回到家，一家人都围在母亲身边傻傻的望着。我们临时商议，天亮后就叫人来给母亲做寿材。说来也怪，回到家里，母亲再也没吐，也许是吐得没有多少血了，虽然气息微弱，但人心里是明白的，看到我们把她的寿衣拿来了，她说现在不要穿，要我们把她手臂上的输液针拔掉，说这时候她不愿再受这个罪了，姐姐哭着把针拔了。到了中午，母亲忽然说，她想吃点酸汤面。弟妹做好端来，她居然吃了半碗。一直到第二天，她还是那样面色蜡黄浮肿，但神志清楚，只是说话的声音小。看到我们在场的几个，唯独不见我四弟，她便找问，我们赶忙拨通电话，母亲说话的舌根有点发硬，那边是四弟的哭声。母亲要他注意安全，不要着急，她会等到他回来的。这样在家里等待总不是个办法，三弟用电话和他当医生的朋友问治疗措施，我则通过私人关系，跑到县上搞到了400cc血，叫来护士给母亲输。第三天，四弟和媳妇赶回来了，母亲看到一大家人都到齐了，满意的笑了，笑得眼角里流出了泪水。我给县医院的医生说了这个情况，医生听完要我们再次把母亲送医院治疗。已是一周时间过去了，那天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三日，是母亲这次发病以来精神状态最好的一天，她听我们要把她再次送医院时，就对我们说，她感觉这回要走了，要我们别再瞎折腾。我听了，强忍着眼泪装出笑来对母亲说，如果阴间确实存在，你有啥事就给我托个梦吧，母亲也笑着说，“如果有的话，我会给你托梦的。现在我啥事也不牵挂，唯一就是没能给你外婆送终。”说到这里，她流泪了。中午太阳晒得暖暖的，我们把母亲抬到车上，要送到20多公里外的县医院，母亲啥话也没说，只是深情的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个人，眼角再次流出了泪水。到医院做检查，医生把母亲的名字叫错了，我们几个人都没反应过来，因为等着做检查的人多。可是，母亲对抬着担架的我说，“就是叫我吧？”我又问医生，医生说，“哦，我把这个字看错了，就是”这时的母亲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那是多么的坚强啊！
这回没住ICU,住在普通病房，又是输液。到了晚上八点多，母亲说肚子胀得难受，我叫医生来看，医生说腹水多，要抽腹水，又过了几个小时，母亲痛苦的呻吟起来了。我一看，才凌晨三点多。她这样痛苦的呻吟，是我从来没听见过的，我知道母亲的忍性和坚强，就叫那个值班的靳医生来，他躺在床上迟迟不起来，叫了三次才过来看了看，也是束手无策（后来我了解到，此人是通过关系才从乡下调来的）。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给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要那个靳医生注射阿托品、肾上腺素啥的，护士注射完了，母亲还是那样痛苦地呻吟。那时我真正体会了啥叫心如刀绞。时间过得是那么慢啊，我们盼着天亮，等着医生上班。盼啊等啊。母亲的呼吸急促起来了，越来越急，偶尔还出现停顿，我们几个人轮流去请靳医生来，等他来时，母亲的呼吸已停止了，四弟还在给她做人工呼吸，一切都没作用了。我看时间，是六点十分。即二00一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六点十分，母亲走完了她六十三岁的人生路。
母亲的丧事，我们按村里的最高礼仪办理。全庄人基本都来参加了她的葬礼，听乡邻们说，这是比较少见的。在悼念仪式上，父亲在祭文里说母亲嫁给他后替他分忧解愁，抚儿育女，孝敬老人，当说到母亲供他读书，使他吃了一辈子轻巧饭时，声泪俱下。不少乡邻亲友都纷纷述说着母亲对他们的好处，特别是有人说到母亲的剪纸、绣的荷包、画的鞋垫图案多么好，待人多么贤惠时，她们都摸起了眼泪。说起这些，我至今还记得，每年春节到来时，父亲忙着给人写春联，母亲则忙着给村里人剪窗花，给灯笼上剪贴花，不论谁要，她都不厌其烦。端午时节，母亲做的荷包又多又漂亮，大多数都是送人。她平时总会把我们给她的零花钱积攒起来，谁家要是有个不接不到，就慷慨解囊相助。乐善好施、心底善良是乡邻们对她评价最多的话。
母亲去世后，我常能梦见她，梦见她穿着那件带着暗格的蓝色上衣，站在家里房子侧面的路边，向北望着，那是我们弟兄回家的方向。但我从来没梦见过母亲对我诉说啥困难，她是不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十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母亲。有时听到比我们年长的人呼爹唤娘，还依然有人应声时，我们是多么的羡慕和无奈啊。每逢春节、清明，农历十月初一，我们都回去上坟焚香烧纸，仅以这样朴素的方式怀念母亲。但愿母亲的在天之灵有知，能够在这些时节来享儿孙们的供奉和祭奠。
2011年农历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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